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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天下反董联盟成立，然而十余万联军集会酸枣，除了鲍信响应曹操外，其他诸侯无一位愿主动出击讨伐董卓，这些既得利益者，都怕自损实力把家底赔掉。曹操无奈，只得率领自己五千新募之卒，与鲍信孤军深入，攻往洛阳方向，想给大家做个榜样；不料却在荥阳遭到凉州悍将徐荣的强力阻击，两军拼了一整天，曹军损失惨重，大将卫兹鲍韬皆战死。徐荣见盟军战斗意志并不弱，况且那酸枣还有十几万关东兵马，恐怕更不好打，还是算了吧，于是领军退回了洛阳。 徐荣错了，当曹操领着残兵败将回到酸枣，却发现一干盟军别说战斗意志，就连半点战斗的意思都没有，原来还偶尔开开作战会动员会，现在却每天开起聚会酒会舞会茶话会联欢会了，一副副醉生梦死、麻木不仁的样子，置那些九死一生刚从前线回来的将士于何地？又置卫玆鲍韬等革命烈士于何地？大家白死了么？ 曹操真不明白，这些封疆大吏们原先也都是些号称高洁忠亮的清流名士：兖州刺史刘岱，乃汉室宗亲，根正苗红，号称“孝悌仁恕，以虚己受人”。陈留郡太守张邈，乃党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也）之一，号称“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东郡太守桥瑁，乃太尉桥玄族子，史称其“甚有威惠”。山阳太守袁遗，乃袁绍堂弟，号称“有冠世之懿，干时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纵；若乃包罗载籍，管综百氏，登高能赋，睹物知名。”可这些天下闻名的党人精英、清流学者；如今为何却麻木不仁成了这个样子？！ 曹操越想越愤慨，暴脾气上来也管不得那么多了，还没换下血迹斑斑的甲胄就冲到宴席之上，当场痛斥盟军诸将：“今兵以义动，持疑不进，失天下望，窃为诸君耻之！” 然而诸将一点儿也不觉得“耻”，心里还暗自庆幸当时没有被曹操忽悠去，否则就是鲍信今天的下场，部队基本打光，还搭上了自己弟弟的性命；只是曹操口言大义，都只得低了头敢怒不敢言罢了，只有兖州刺史刘岱嬉皮笑脸的反驳：“孟德既不能胜，然则我等又能胜乎？既然锐气已挫，不如先休养数日，再作良图。来，先喝口酒压压惊吧！老兄弟们难得一会，不如趁此机会好好欢聚一番。” 曹操也知道自己刚吃了败仗好像没啥说服力，那么攻洛阳就算了，现在提出一个比较保险的作战计划： 第一，使袁绍引河内之众临孟津，北胁洛阳。 第二，使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全制其险，遥制洛阳。 第三，使袁术率南阳之军突入武关，以震三辅，遥制长安。 三路大军，在缩小包围圈后，皆高垒深壁，围而不打，勿与贼战，多布疑兵，以示天下形势。待董卓军心尽丧，则三路大军齐讨叛逆，天下不日可定也。 据险、示势、疑敌、引而不发……曹操这个计划，无疑是他痛定思痛、深思熟虑后的一个卓越战略，其深知东、西对峙的地理形势与争夺的关键，已初显大战略家之风范。如果大家能够按照这个战略走，相信凉州军覆灭不远，完了汉帝再封一大堆功臣，大汉王朝估计还能再苟延残喘百十年。 看来此时的曹操不仅是个热血青年，而且也难得的很天真。他的军事战略固然好，但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可行性。 东汉王朝后期，随着对羌战争与党锢之祸愈演愈烈，关东士人与关西武人也遭到宦官与外戚连番打击、排挤、压迫，连绵近百年，可谓苦大仇深，值此巨变，他们当然要趁机走上军阀化、去皇权化的道路。有些话虽然说不出口，其实大家潜意识都认为：宦官外戚们的幕后黑手、这个讨厌的大汉王朝早就该完蛋了，董卓做了他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剩下的就等此人失尽民心自取灭亡好了，至于那“勤王讨董”，不过为搪塞世人耳目的口号罢了。 于是，诸将的内心里，有股新的欲望在滋生。不知不觉中，大家已经喜欢上了这种拥兵自重、据地称雄、自由自在、天高皇帝远的军阀感觉，又岂愿一下回到“解放前”呢？“权力”是一种病，染上了就戒不掉瘾。这正是，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天下初乱，当先求自立也。 一句话。忠于汉室，这个口号要喊，而且要大声的喊，别人都是汉贼，只有我是大忠臣，只不过要我动真格的支持汉帝，对不起，做不到，我只是喊喊而已，心里却巴不得让汉帝被其他人干掉，然后我再打着为汉室报仇的旗号干掉其他人，问鼎天下，这样才是最妙的。 看来，清流名士一旦成为军阀，也不会是什么好鸟了，他们早已了泯灭了自己的纯真与道义，沉浸在利益与权欲的嗜求中，就想等着别人软下去，自己硬起来，从而再升级成奸雄，把天下搂在怀里强奸一下，等天下流着血一次次颤抖着把刺痛扛过去，终于被某一位幸运的军阀搞大了肚子，生出一个新的王朝来。 总之，时代变了，人心也变了，曹操的政治理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恐怕是行不通的；从此，热血青年曹操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便开始转变，变得不再纯粹，却更富有弹性、功利和务实，也更加适合这个污浊的乱世。 治世重理想主义，乱世重现实主义，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条普遍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于是乎最后的结局就是，曹操失望出走，酸枣联军粮尽而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