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第十二译文

　　崔琰，字季皀，老家在清河郡东武城县。他年轻时性格朴实，不擅长说话，却特别喜欢击剑，十分推崇习武之事。到了二十三岁那年，他被乡里征调服正卒的徭役，这才幡然醒悟，开始钻研《论语》和《韩诗》。二十九岁时，他结交了公孙方等人，一起到郑玄门下拜师求学。可求学还没满一年，徐州的黄巾军就攻破了北海郡，郑玄只好带着弟子们躲到不其山中避难。当时县里的粮食供应十分短缺，郑玄没办法，只能遣散学生，暂停讲学。崔琰也在被遣散的学生之列，那时到处都是盗匪贼寇，往西去的路根本走不通。于是他只好在青州、徐州、兖州、豫州的郊野辗转漂泊，向东到过寿春，向南也去过长江、洞庭湖一带。崔琰自从离开家乡后，过了四年才回到家中，平日里就靠弹琴、读书打发时间，以此为乐。

　　大将军袁绍听说崔琰的名声后，就征召他来做官。当时袁绍手下的士兵行事专横残暴，还到处挖掘坟墓，崔琰看到后就劝谏袁绍说：“从前荀子曾说过：‘平时不训练士兵，就算是装备精良的军队，战斗力也强不起来，即便像商汤、周武王那样贤明的君主，也没法依靠这样的军队获得胜利。’现在路边到处都是暴露在外的尸骨，老百姓根本没看到您推行的德政，您应该下令让各个郡县把路边的尸骨掩埋起来，用这种方式表达您对死者的哀悼之情，也借此效仿周文王推行的仁政。”袁绍听后，任命崔琰为骑都尉。后来袁绍在黎阳操练军队，还把部队驻扎在延津渡口，崔琰又劝谏道：“天子现在在许昌，老百姓都希望能帮助顺从朝廷的人，您不如坚守边境，向天子奏明自己的职责，好让这一地区安定下来。”袁绍没有听从他的建议，结果在官渡之战中打了败仗。等到袁绍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互相争斗，而且都想把崔琰拉拢到自己身边。崔琰就称病推脱，坚决不肯依附任何一方，也正因如此，他遭到了迫害，被关在监狱里，后来多亏阴夔、陈琳两人出手营救，才保住了性命。

　　曹操打败袁氏势力后，兼任冀州牧，他征召崔琰担任别驾从事，还对崔琰说：“昨天统计户籍，冀州的人口竟然有三十万之多，这可真是个大州啊。”崔琰却回答说：“现在天下四分五裂，袁尚、袁谭两兄弟还在互相攻打，冀州的老百姓死得遍地都是。我没听说您的正义之师先推行仁政，去探查民间的情况，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反而先计算兵力多少，把这当成最要紧的事，这难道是冀州百姓对您的期望吗？”太祖听后神情动容，当即向崔琰道歉。当时在场的宾客们都吓得变了脸色。

　　太祖率军讨伐并州时，留下崔琰在邺城辅佐当时还是世子的曹丕。可曹丕却经常外出打猎，还特意更换服饰和车马，把心思都放在追逐猎物上。崔琰就上书劝谏他说：“我听说周文王从来不敢把打猎当成乐趣，这也是《尚书》中劝诫的内容；鲁隐公外出观看捕鱼，《春秋》因此批评了他。这些都是周公、孔子留下的名言准则，也是两部经典著作的核心要义。商朝延续了夏桀的统治方式，《诗经》里说商朝的借鉴意义并不长远；子日、卯日是所谓的‘疾日’，这两天不演奏音乐，《礼记》把这件事列为忌讳，这些都是离现在比较近的历史教训，不能不深入研究啊。袁氏家族曾经富裕强盛，可袁家的公子们却不受约束，行为放荡不羁，整天四处游玩，花费十分奢侈，天下人从来没听说过他们做过什么正义的事。贤能有德的君子，没多久就生出了隐居避世的想法；勇猛的壮士，也不愿意完全听从他们的差遣。所以即便他们拥有上百万百姓，地盘横跨河朔地区，最终还是没有立足之地。现在国家衰败残破，您的恩惠德政还没有推广到天下，老百姓都踮起脚尖期盼着有贤德的君主出现。况且您父亲亲自率领军队，为各种事务辛苦操劳，世子您本该遵循正道，谨慎地规范自己的言行，思考治理国家的重大谋略，对内吸取过去的教训，对外发扬高尚的气节，多想想自己作为太子的职责，重视自己的身份。可您现在却降低自身身份，随意穿着不符合世子身份的卑微服饰，四处奔波，置身危险之地，把兴趣都放在捕捉野鸡、兔子这类小事上，忘记了国家大业才是更重要的，这实在让有见识的人为此担忧啊。希望世子您能烧掉打猎用的器具，扔掉打猎时穿的衣服，满足大家的期望，别让我这个老臣因为没能尽到劝谏之责而得罪上天。”世子曹丕回复说：“昨天听到您恳切的教导，您还拿先贤的事例来提醒我，希望我烧掉打猎的器具、扔掉打猎的衣服。现在我已经把器具烧了，衣服也扔了，以后要是再出现类似的情况，还希望能得到您的教诲。”

　　太祖担任丞相时，崔琰又担任了东西曹掾属征事。刚任命崔琰担任东曹官职时，太祖告诫他说：“您有伯夷那样的高尚品行，有史鱼那样的刚正不阿，贪婪的人会因仰慕您的名声而变得清廉，勇猛的壮士会因推崇您的声望而更加努力，您完全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表率，所以我任命您担任东曹，快去履行您的职责吧。”魏国刚建立时，崔琰被任命为尚书。当时还没有册立太子，临菑侯曹植既有才能，又有仁爱之心。太祖在立太子这件事上犹豫不决，就下发信函，让人在宫廷外秘密征求大家的意见。只有崔琰没有把奏章密封，直接回复说：“我明白《春秋》的核心要义，册立太子要以长子为优先，况且五官中郎将曹丕仁德孝顺，聪慧明智，理应继承大业。我崔琰愿以死坚守这个原则。”曹植，是崔琰兄长的女婿。太祖十分看重崔琰的公正和高尚品德，深有感触地叹息不已，还提拔他担任中尉。

　　崔琰声音洪亮，仪态端庄，眉目清秀，胡须长达四尺，整个人显得威严庄重，朝中官员都十分敬重他，就连太祖也对他有所敬畏。崔琰曾经举荐过钜鹿人杨训，他认为杨训虽然才能不算出众，但为人清正廉洁、忠诚正直，能坚守道义，太祖听后就立刻按照他的推荐征召了杨训。后来太祖成为魏王，杨训上奏章称赞太祖的征战功绩，记述太祖的高尚品德。当时有人嘲笑杨训迎合权贵，虚伪过度，还认为崔琰举荐错了人。崔琰向杨训要来奏章的草稿看了之后，给杨训写了封信说：“读了这篇奏章，只是事情办得还算妥当罢了！时代啊时代，总会有变化的时候。”崔琰的本意是讥讽那些喜欢指责别人却不探求情理的人。可有人却歪曲说崔琰这封信是在轻视世人，充满了怨恨和非议，太祖听后大怒，说：“谚语说‘生了女儿罢了’，‘罢了’可不是好话。‘会有改变的时候’，这话的意思也很不恭敬。”于是就判处崔琰做刑徒奴隶，太祖还派人去查看他的情况，可崔琰的言辞和神色依旧刚正不屈。太祖又下令说：“崔琰虽然被判刑，但还在和宾客们来往，他家门口热闹得像集市一样，他对待宾客时还捻着胡须，直视对方，好像有不满情绪。”最后就下令赐死了崔琰。

　　当初，崔琰和司马朗关系很好，那时晋宣王司马懿还正值壮年，崔琰对司马朗说：“你的弟弟司马懿，聪慧贤明，明事理、守公正，性格刚毅果断，才智超群，恐怕不是你能比得上的。”司马朗不认同这种说法，但崔琰却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崔琰的堂弟崔林，年轻时没什么名声和威望，就算是同族的亲戚，大多也看不起他，可崔琰却经常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有大才能的人往往成功较晚’，崔林最终一定会有很好的成就。”涿郡的孙礼、卢毓刚进入魏王的军府时，崔琰又评价他们说：“孙礼胸襟开阔、意志坚定，性格刚强果断；卢毓机智敏锐，明辨事理，面对困难百折不挠，他们都是可以担任三公的贤才。”后来崔林、孙礼、卢毓果然都做到了宰辅的职位。等到崔琰的朋友公孙方、宋阶早年去世后，崔琰就抚养他们的孤儿，对待这些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好。崔琰善于识别人才，又能坚守情谊，他做的事大多都像这样。

　　当初，太祖性格多疑猜忌，遇到他不能容忍的人，比如鲁国人孔融、南阳人许攸、娄圭，这些人都因为依仗自己是太祖的老部下，对太祖不够恭敬而被处死。在这些人中，崔琰的死最让世人痛心惋惜，直到现在人们还为他感到冤屈。

　　毛玠，字孝先，是陈留郡平丘县人。他年轻时曾担任过县吏，凭借清正廉洁、办事公正的表现赢得了人们的称赞。后来，毛玠打算前往荆州躲避战乱，可还没到荆州，就听说刘表治理下的荆州法令不明晰，于是转而前往鲁阳。曹操来到兖州后，征召毛玠担任治中从事一职。毛玠对太祖说道：“如今天下四分五裂，天子被迫四处流亡，无法留在京城；百姓们都放弃了赖以生存的本业，缺少粮食，只能四处逃难；官府没有足够维持一年的粮食储备，百姓也没有安稳生活的心思，这样的局面很难长久维持下去。现在袁绍、刘表虽然手下士兵和百姓众多，势力强大，但他们都没有长远的谋划，不懂得打下稳固的根基、确立治国的根本。军事行动中，只有顺应道义才能取得胜利，只有依靠充足的财力才能巩固地位。因此，您应该尊奉天子，向那些不肯臣服的势力发号施令，同时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储备军用物资，这样一来，称霸称王的大业就一定能够成功。”太祖郑重地采纳了毛玠的建议，随后调任他为幕府功曹。

　　太祖担任司空、丞相期间，毛玠曾担任东曹掾，和崔琰一起负责官员的选拔与举荐工作。那些经他举荐任用的人，都是清廉公正的读书人；而那些虽然在当时名声很大，但行为没有准则、品行不端的人，最终都没有得到举荐的机会。毛玠自身以节俭为表率，在他的影响下，天下的读书人没有不凭借清廉节义来勉励自己的，即便是身份尊贵、深受太祖宠信的大臣，在车马服饰的规格上也不敢超越规定的限度。太祖感慨地说：“像这样任用人才，让天下百姓能够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我还需要额外做什么呢！”当时曹丕还是五官中郎将，他亲自上门拜访毛玠，想把自己的亲属托付给毛玠，希望能得到任用。毛玠回答道：“老臣我只是因为能坚守职责，才侥幸没犯什么过错。现在您提到的这些亲属，不符合提拔任用的标准，所以我不敢遵照您的吩咐去做。”后来大军返回邺城，大臣们商议着要合并一些官职。由于毛玠对于私下找他求官的人全都没有应允，当时很多人都忌惮他，于是就想趁机撤销东曹这一官职。他们一起向太祖进言：“从前西曹的地位在东曹之上，东曹排在后面，应该撤销东曹。”太祖明白他们的真实想法，于是下令说：“太阳从东边升起，月亮在东边才显得明亮，就连普通人谈论方向，也会先提到东方，为什么要撤销东曹呢？”最终，太祖下令撤销了西曹，保留了东曹。起初，太祖平定柳城后，赏赐缴获的物品时，特意把素色的屏风和凭几赐给了毛玠，并且说：“您有着古代贤人的风范，所以把这些古人常用的器物赐给您。”毛玠身居高位，却常常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简单的蔬菜，还尽心尽力地抚养教育哥哥的儿子。他得到的赏赐，全都用来救济、施舍给贫困的族人，家中没有积攒多少钱财。后来，毛玠被提升为右军师。魏国刚建立时，毛玠担任尚书仆射，依然负责官员的选拔任用工作。当时太子的人选还没有确定，而临菑侯曹植深受太祖的宠爱，毛玠暗中劝谏太祖说：“之前袁绍就是因为不区分嫡子和庶子的地位，最终导致宗族覆灭、国家衰败。太子的废立是关系国家稳定的大事，不应该像现在这样随意议论。”后来百官聚集议事，毛玠起身去厕所，太祖看着他的背影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国家正直的贤臣啊，他就是我的周昌啊（西汉时期以刚直敢谏闻名的大臣）。”

　　崔琰被太祖赐死后，毛玠心里很不高兴。后来有人举报毛玠，说：“毛玠出门时看到因犯罪而被在脸上刺字的人，这些人的妻子儿女都被登记没收，罚作官府的奴婢，毛玠还说‘天不下雨，大概就是因为这种事吧’。”太祖得知后非常生气，下令将毛玠逮捕入狱，交由大理寺卿锺繇审问。锺繇诘问毛玠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犯人犯罪后，其家人也会受到牵连。《尚书》中记载：‘车左的人不履行车左的职责，车右的人不履行车右的职责，我就会把你们的子孙一同处死。’《周礼》中也记载了司寇的职责：男子犯罪，就会被没收入官府做奴隶；女子犯罪，就会被没收入官府从事舂米的劳役。汉朝的律法也规定，犯罪之人的妻子儿女要被没入官府做奴婢，并且在脸上刺字。汉朝实行的刺面刑罚，在古代典籍中早就有记载了。现在那些身为奴隶的人，他们的祖先当年犯了罪，即便已经过了一百代，后代依然要被刺面，为官府服劳役。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减轻普通百姓的劳役负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宽恕犯人的部分罪责。这种做法怎么会违背神灵的意愿，导致旱灾发生呢？依照《尚书》中的说法，法令严厉，天气就会变得寒冷；法令宽缓，天气就会变得炎热，旱灾的发生正是因为法令宽缓。你毛玠说那样的话，是认为现在的法令太严厉，还是太宽缓呢？如果认为法令严厉，按照说法应该降雨不断，怎么反而会出现大旱呢？在商汤那样的圣明时代，田野里连青草都不长；周宣王也是一位贤明的君主，可他在位时也遭遇了大旱灾。天下大旱已经持续三十年了，把旱灾的原因归咎于给犯人刺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春秋时期，卫国人征伐邢国，刚出兵就下起了大雨，如果邢国的罪恶没有显现出征兆，上天怎么会提前降下预兆呢？你毛玠说的那些讽刺、诽谤朝廷的话，已经传到了下层百姓耳中，百姓们不满的声音，君主也已经听说了。你说出这样的话，肯定不是自言自语，当时你看到的被刺面的人，一共有几个？那些被刺面罚作奴婢的人，你认识他们吗？事情已经被揭露出来，你不能隐瞒欺骗，必须把详细情况完整地说出来。”毛玠回答说：“我听说萧望之是因为被石显陷害而自缢身亡；贾谊是因为被周勃、灌婴进谗言陷害才被贬到外地；白起在杜邮被赐剑自刎；晁错在东市被斩杀；伍子胥死在了吴国都城。这几个人，有的是因为遭到别人公开的嫉妒，有的是因为受到别人暗中的陷害。我年轻时就担任县吏，靠着多年勤恳做事才得到官职，现在又身处机密重要的职位上，涉及到很多人事关系。如果有人想靠私人关系托我办事，无论对方权势多大，我都会拒绝；如果有人来向我申诉冤屈，无论事情多小，我都会认真处理。人如果一味追求私利，这是法令所禁止的，而要是依照法令禁止这种非法谋利的行为，有权有势的人就会反过来陷害他。那些奸邪谄媚的小人，对我进行诽谤，而诽谤我的人，肯定不是其他人。从前王叔、陈生与伯舆在朝堂上争论，范宣子公正地处理了这件事。他让双方各自提供证据，让对错评判得当，是非曲直各有归属，《春秋》对这件事大加赞扬，所以把它记录了下来。我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也没有所谓的说话时间和地点。如果说我说过这样的话，就一定要拿出证据来。我请求能像范宣子处理争端那样，让我和说我坏话的人当面对质。如果确实是我的过错，那么在即将执行死刑的那天，我会像得到车马馈赠一样坦然地接受死刑；如果赐给我自刎的剑，我会把它当作厚重的恩赐。我希望能通过这份陈述来回应你的诘问。”当时桓阶和和洽也向太祖进言，为毛玠求情救助。最终，毛玠保住了性命，但被免去了官职，后来在家中去世。太祖为了表示抚恤，赏赐了棺木、祭祀用的器物、钱财和丝绢，还任命毛玠的儿子毛机担任郎中一职。

　　徐奕，字季才，是东莞郡人。他曾前往江东地区躲避战乱，孙策按照礼节征召他做官，徐奕却改了姓名，穿着普通百姓的衣服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太祖担任司空后，征召徐奕为掾属，徐奕跟随太祖向西征讨马超。马超被打败后，大军返回中原。当时关中地区刚刚被平定，局势还不稳定，太祖就留下徐奕担任丞相长史，让他镇守安抚西京，西京的百姓都对徐奕的威望和信誉称赞不已。后来，徐奕调任雍州刺史，不久后又回到朝廷担任东曹属。丁仪等人在当时很受太祖宠信，他们都嫉妒徐奕，但徐奕始终不为所动。之后，徐奕离开京城，担任魏郡太守。太祖征讨孙权时，调任徐奕为留府长史，并且对徐奕说：“您忠诚正直、意志坚定，就算是古代的贤人也比不上您，只是行事稍微有些严厉。从前西门豹随身佩戴皮绳来提醒自己缓和急躁的脾气，能通过温和的方式来克制刚强的性格，这也是我对您的期望。现在让您负责留守京城的事务，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魏国建立后，徐奕被任命为尚书，继续负责官员的选拔举荐工作，之后又升任尚书令。

　　太祖征讨汉中时，魏讽等人暗中谋划叛乱，中尉杨俊因为没能及时察觉防范，被降了职。太祖感慨地说：“魏讽之所以敢产生叛乱的念头，都是因为辅佐我的大臣里，没有能阻止奸邪、防备阴谋的人。怎样才能找到像诸葛丰那样的人，让他来代替杨俊呢？”桓阶回答说：“徐奕这个人可以担当此任。”太祖于是任命徐奕为中尉，还亲自下命令说：“从前楚国有子玉那样的贤臣，晋文公因此连安稳坐着都觉得不安；汲黯在汉朝朝廷任职时，淮南王因此不敢实施谋反计划。《诗经》里说的‘国家的正直贤臣’，说的就是您啊！”徐奕在中尉任上才几个月，就因为病重请求辞去官职，太祖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不久之后，徐奕就去世了。

　　何夔，字叔龙，是陈郡阳夏县人。他的曾祖父何熙，在汉安帝时期官至车骑将军。何夔年幼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和母亲、兄长生活在一起，凭借恭敬孝顺、友爱兄长的品行闻名乡里。何夔身高八尺三寸，神情庄重，容貌端庄。他曾前往淮南地区躲避战乱，后来袁术来到寿春，征召何夔出来做官，何夔没有应允，可最终还是被袁术强行留下了。过了很久，袁术和桥蕤一起围攻蕲阳，太祖率领军队坚守蕲阳。袁术因为何夔是蕲阳所在郡的人，就打算逼迫何夔去劝说蕲阳城里的守军投降。何夔对袁术的谋臣李业说：“从前柳下惠得知别人要讨伐别国的计划后，脸上露出忧虑的神色，还说‘我听说讨伐别的国家，是不会向仁义之人咨询的，可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落到我头上呢’！”说完，何夔就逃走了，躲藏到了灊山。袁术知道何夔终究不会为自己效力，于是打消了让他去劝降的想法。袁术的堂兄、山阳太守袁遗的母亲，是何夔的堂姑母，所以袁术虽然心里对何夔有怨恨，却也没有伤害他。

　　建安二年，何夔正准备返回自己的故乡，他预料袁术肯定会很快派人追来，于是特意选择从小路出发，最终顺利离开了袁术的势力范围，到了第二年才回到家乡所在的郡县。没过多久，曹操就征召他担任司空掾属一职。当时正好有传言说袁术的军营里发生了动乱，曹操便问何夔：“您觉得这个传言可信吗？”何夔回答道：“上天只会庇佑顺应天意的人，百姓也只会拥护信守承诺的君主。袁术既没有顺应天意的举措，也没有信守承诺的行为，却妄想得到上天和百姓的支持，这根本不可能实现他的野心。一个背离道义的君主，就算是亲朋好友都会背叛他，更何况是身边的下属呢！依我看来，袁术军中发生动乱是必然的事情。”曹操说：“治理国家要是失去了贤能的人，国家就会走向灭亡。您不肯被袁术任用，那他军中出现动乱，不正是理所当然的吗！”曹操性格严厉苛刻，他手下的掾属在处理公务时，经常会因为犯错而被处以杖刑；何夔为了避免受到这种侮辱，常常随身带着毒药，发誓宁愿自杀也不愿遭受杖刑，也正因为这样，他始终没有被处以杖刑。后来，何夔离开京城，出任城父县县令，之后又调任为长广郡太守。长广郡背靠山脉、面临大海，当时黄巾军还没有被平定，当地很多豪强豪杰都发动了叛乱，袁谭还立刻给这些叛乱者授予了官职。长广县有个叫管承的人，手下拥有三千多户人家的兵力，一直在当地作乱，成为了祸害百姓的贼寇。参与议事的人都打算率领军队去攻打管承。何夔却说：“管承这些人也不是生来就愿意危害百姓的，他们只是习惯了作乱，没办法自行改正，又没有接受过仁德的教化，所以不知道要改正错误、走向正道。现在如果用军队紧急追击他们，他们会担心被消灭，肯定会联合起来全力反抗。就算我们最终能打败他们，攻打起来也不容易，而且还一定会伤害到当地的官吏和百姓，不如慢慢向他们传递我们的恩德，让他们自己醒悟悔改，这样不用出兵就能平定叛乱了。”于是何夔就派郡丞黄珍前去见管承，向管承等人说明反叛和归顺各自的利害关系，管承等人听后都请求归降。之后何夔又派官员成弘兼任校尉，让长广县丞等人带着牛和酒到郊外迎接管承，然后把管承等人带到郡府的治所。矣平县有个叫从钱的贼寇，手下也有几千人，何夔率领郡里的军队，和张辽一起征讨并平定了从钱的叛乱。东牟县有个叫王营的人，手下有三千多户人家，他胁迫昌阳县的百姓一起作乱。何夔派官吏王钦等人去劝说王营的部众，给他们分析形势、指明出路，最终让王营的部众都四散逃走了。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长广郡的叛乱就全部被平定了。

　　就在这个时候，曹操刚刚制定好新的法令，并把法令下发到各个州郡，同时还开始向百姓征收租税和绢匹、棉帛等物资。何夔考虑到长广郡是刚刚设立的，而且最近又经历过战事，百姓还没恢复稳定，不能突然用严厉的法令去约束他们，于是就上奏曹操说：“自从天下发生祸乱以来，百姓四处流亡、无家可归，现在虽然局势稍微安定了一些，但百姓接受朝廷教化的时间还很短。现在颁布的新法令，都用严厉的刑罚来整顿秩序、统一全国的教化。我现在管辖的六个县，地界也是刚刚划定好的，再加上最近遭遇了饥荒，如果所有事情都用禁令来强制管理，恐怕会有百姓不服从教化。要是出现不服从教化的人，就不得不处死他们，这显然不符合观察民情、推行教化、顺应时势的初衷啊。古代的帝王会把王畿以外的地区划分为九个等级来征收赋税，以此区分地域距离的远近，还制定了三种刑法制度来平定社会动乱。我认为长广郡应该遵循偏远地区和新分封藩国的惯例，郡里民间的一些小事，就让地方长官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这样对上不会违背国家严厉的律法，对下也能顺应百姓的意愿。等过了三年，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之后，再用国家的律法来整顿治理，到那时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了。”曹操听从了何夔的建议，之后就征召何夔回到京城，让他参与丞相府中关于军事方面的事务。当时有个叫郭祖的海盗，侵犯乐安郡和济南郡的地界，在当地进行劫掠，各个州郡都深受其害，苦不堪言。曹操因为何夔之前在长广郡任职时很有威望，就任命他为乐安郡太守。何夔到任才几个月，乐安郡各个城池的海盗之患就都被平定了。

　　之后何夔又进入京城，担任丞相府的东曹掾。他对曹操说：“自从各地军队兴起以来，国家的各项制度都只是初步制定，还不够完善，在任用人才的时候，没有详细了解这些人的本心和品行，所以掌权者各自招揽和自己志趣相近的人，常常忽略了对人才道义品德的考察和选择。我听说如果根据贤能程度来授予爵位，百姓就会注重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如果按照功绩大小来制定俸禄标准，百姓就会努力去建立功业。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在任用官吏的时候，一定要先在街巷市井之中核查他们的品行和声望，让人们遵守长幼尊卑的秩序，不互相逾越礼节。明确对忠诚正直之人的奖赏，彰显对公正诚实之人的回报，这样贤能之人和不贤能之人的区别，就会变得非常明显了。还可以制定相关法令，禁止不根据实际情况就举荐故旧亲信的行为，让各地的官员各自承担起举荐人才的责任。在朝中任职的大臣，当时接受朝廷的教令，和各个部门一起参与选拔人才的人，也各自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样一来，对上可以观察朝中官员的气节和道义，对下也能堵住争夺官位的源头，从而督促朝中大臣，给百姓做好表率。如果能这样做，那就是天下百姓的幸运了。”曹操称赞何夔说得很有道理。魏国建立之后，何夔被任命为尚书仆射。曹丕还是太子的时候，曹操任命凉茂为太子太傅，何夔为太子少傅；曹操还特意下令，让太傅和少傅与尚书东曹一起选拔太子手下的主要官员。后来凉茂去世，何夔就接替凉茂担任了太子太傅。每个月的初一，太傅要进入东宫拜见太子，太子会穿上正式的礼服，用礼仪接待太傅；在其他日子里，就没有固定的会面礼仪。之后何夔调任太仆一职，太子想和他当面辞别，还特意举行了斋戒仪式并准备了祭品，但何夔却没有前往东宫的打算；太子只好写信邀请他前来，可何夔认为国家有固定的制度，最终还是没有去。他为人行事正直，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不过在朝廷提倡节俭的时候，何夔的生活却是最为豪华奢侈的。曹丕登基成为皇帝后，封何夔为成阳亭侯，赏赐给他三百户的食邑。后来何夔生病了，多次向朝廷请求辞官。曹丕下诏书回复他说：“对贤能的人以礼相待，对故旧亲信亲近爱护，这是君主日常要做的事情。从亲近的角度来说，您有辅佐国家的功劳；从贤能的角度来说，您有纯正坚贞的优秀品质。暗中做了对百姓有利的事情，一定会得到回报，现在您的病虽然还没有痊愈，但神明已经听到了您的请求。您还是安心休养，以顺从我的心意吧。”不久之后何夔就去世了，朝廷给他的谥号是靖侯。他的儿子何曾继承了他的爵位，在咸熙年间担任司徒一职。

　　邢颙，字子昂，是河间国鄚县人。他曾经被推举为孝廉，之后又受到司徒的征召，但他都没有前去赴任。后来他改换了姓名，来到右北平郡，跟随田畴四处游历。过了五年，曹操平定了冀州。邢颙对田畴说：“黄巾军起兵作乱已经二十多年了，天下陷入混乱动荡之中，百姓四处流亡、无家可归。现在我听说曹操治理下的地区律法严明，百姓已经厌倦了动乱，天下乱到极点之后，就一定会走向平定。请允许我先离开这里，回到故乡去。”于是邢颙整理好行装，返回了自己的家乡。田畴说：“邢颙这个人，是百姓中最先醒悟过来的人啊。”之后邢颙就去拜见曹操，请求担任向导，帮助曹操攻打柳城。

　　曹操征召邢颙担任冀州从事，当时的人都称赞邢颙，说：“德行出众的人就是邢子昂。”后来邢颙担任广宗县县长，因为他原来的部下去世，他就辞去了县长的官职。负责管理官吏的官员把这件事上报给曹操，曹操说：“邢颙对旧友有深厚的情谊，做事有始终一致的节操。”没有追究他辞官的责任。之后曹操又征召邢颙担任司空掾，接着让他担任行唐县县令。邢颙在任期间，鼓励百姓努力耕种，当地的风俗教化得到了广泛推行。后来他又进入京城，担任丞相门下督，之后被提升为左冯翊，后来因为生病辞去了官职。就在这个时候，曹操的几个儿子要挑选身边的主要属官，曹操下诏书说：“侯爵府里的官吏，应该选用像邢颙这样知识渊博、行为端正的人。”于是邢颙就成为了平原侯曹植的家丞。邢颙依照礼仪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坚决制止不合规矩的事情，从来没有因为曹植是诸侯而屈服退让，也正因为这样，他和曹植的关系一直不好。曹植的家臣、庶子刘桢写信劝说曹植：“家丞邢颙，是北方学识渊博的人，他年轻时就秉持高尚的节操，性情清净淡泊，说话不多但蕴含的道理深刻，真是品格高尚的贤士啊。我刘桢实在不配和这样的人并列，一起在您身边侍奉。但是我受到了您特殊的礼遇，邢颙却反而受到粗疏简略的对待，我私下里担心旁观的人会说您习惯亲近不贤德的人，对贤能的人却没有足够的礼遇，对待庶子就像采摘春天的花朵一样喜爱，对待家丞却像忘记秋天的果实一样忽视。要是因为这样给主上您招来诽谤，这个罪过可不小啊，所以我一直辗转反侧，不能安心。”后来邢颙参与丞相府中军事方面的事务，之后转任东曹掾。当初，太子的人选还没有确定下来，而临菑侯曹植得到了曹操的宠爱，丁仪等人也一起宣扬曹植的美名，想让曹操立曹植为太子。曹操就这件事询问邢颙的意见，邢颙回答说：“用庶子来替代嫡子继承地位，这是历朝历代都要警惕的戒条。希望殿下您能深入考虑这件事！”曹操明白邢颙的心意，后来就任命邢颙为太子少傅，之后又把他提升为太子太傅。曹丕登基成为皇帝后，邢颙担任侍中、尚书仆射，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之后又出任司隶校尉，调任太常一职。黄初四年，邢颙去世，他的儿子邢友承袭了他的爵位。

　　鲍勋，字叔业，是泰山郡平阳县人，他是汉朝司隶校尉鲍宣的第九代孙。鲍宣的后代中有一支从党县搬迁到泰山郡，就在那里定居下来。鲍勋的父亲鲍信，在汉灵帝时期曾经担任骑都尉一职，大将军何进派他到东面去招募士兵。后来鲍信担任济北国相，辅佐曹操，但在战乱中遇害身亡。这件事在《董卓传》和《武帝纪》中有另外的记载。建安十七年，曹操追念鲍信的功劳，就上奏朝廷请求封鲍勋的哥哥鲍邵为新都亭侯。同时，曹操还征召鲍勋担任丞相掾一职。

　　建安二十二年，朝廷册立太子，任命鲍勋为中庶子。之后鲍勋又被提升为黄门侍郎，后来出任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的弟弟是曲周县的官吏，因为偷盗官府的布料而被判罪，按照法令应当在街头示众。当时曹操正在谯县，太子曹丕留守邺城，曹丕多次亲手写信给鲍勋，为郭夫人的弟弟求情，希望能减轻处罚。但鲍勋不敢擅自放宽刑罚，就把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全部上报给了曹操。鲍勋之前在东宫任职的时候，就坚守正道，从不屈服于太子的不合理要求，太子本来就对他不满意，再加上这件事，对他的怨恨就更深了。正好当时有人在魏军边界休整军队时超过了规定的期限，太子就秘密下令让中尉上奏朝廷，请求罢免鲍勋的官职。过了很长时间，鲍勋才又被任命为侍御史。延康元年，曹操去世，太子曹丕继位成为魏王，鲍勋以驸马都尉的身份兼任侍中一职。

　　文帝通过禅让登基后，鲍勋时常提出建议，认为当前最紧要的事务是加强军事和发展农业，同时以宽厚仁慈的态度对待百姓。至于修建楼台亭阁、园林苑囿等享乐设施，应当推迟进行。有一次，文帝计划外出打猎，鲍勋拦下车驾上奏说：“臣听说古代的三皇五帝，无不以奠定国家根基、建立教化体系、用孝道治理天下为要务。陛下仁德圣明，怀有怜悯之心，这与古代的贤臣志士相似。臣希望陛下能够追随前代的榜样，为后世树立典范。如今尚在服丧期间，怎能打算外出游猎呢？臣冒死进言，恳请陛下慎重考虑。”文帝亲手撕毁了鲍勋的奏章，依旧出发打猎。途中休息时，文帝问随从人员：“打猎作为一种娱乐，与音乐相比如何？”侍中刘晔回答说：“打猎比音乐更有乐趣。”鲍勋严厉地反驳说：“音乐能够上通神明，下和人心，有助于安定天下、推行教化，使社会和谐。改变风俗习惯，没有比音乐更有效的了。况且外出打猎，将帝王的车驾暴露在荒野之中，违背了养育百姓的根本原则，还要冒着风雨辛苦奔波，这难道不是不合时宜吗？从前鲁隐公到棠地观鱼，受到了《春秋》的批评。即使陛下认为打猎是正当活动，臣也不赞同。”鲍勋又上奏说：“刘晔阿谀奉承，是个不忠之臣，用轻浮的言论讨好陛下。昔日梁丘据在遄台谄媚君主，刘晔的行为与之类似。请求有关部门审议定罪，以整肃朝廷。”文帝大怒，脸色骤变，当即停止打猎返回宫中，并立刻将鲍勋调离京城，任命为右中郎将。

　　黄初四年，尚书陈群和仆射司马宣王一同举荐鲍勋担任宫正，宫正即御史中丞。文帝不得已任命了他，群臣都感到畏惧，行事无不严肃谨慎。到了黄初六年秋天，文帝打算征讨吴国，朝廷大臣们进行广泛讨论。鲍勋当面劝谏说：“朝廷军队多次出征却未能成功，是因为吴国和蜀国相互依存，凭借山水险阻，难以攻克。往年出兵时，龙船漂浮水上，但仍被阻隔在南岸，陛下亲自冒险，臣子们也竭尽全力。那时国家几乎面临覆灭，这是后世应引以为戒的教训。现在又要大举兴兵攻打远方，每天耗费大量钱财，中原地区财力被白白消耗，反而让狡猾的敌人轻视朝廷威严，臣认为这样做不可行。”文帝更加愤怒，将鲍勋降职为治书执法。

　　文帝从寿春返回京城，军队在陈留郡境内驻扎。太守孙邕拜见文帝后，前去探望鲍勋。当时军营的防御工事尚未修筑完成，只设置了标志性的矮栏。孙邕没有从正路进入，而是斜穿矮栏而过。军营令史刘曜想追究此事，鲍勋以工事未建成理由，制止了刘曜，没有上报。大军回到洛阳后，刘曜因其他事犯罪，鲍勋上奏请求将刘曜贬逐出京。刘曜暗中上表，揭发鲍勋曾私下调解孙邕的过错。文帝下诏说：“鲍勋颠倒是非，将他逮捕交付廷尉审讯。”廷尉依法判决鲍勋剃发戴枷服劳役五年。但三官反驳说：“应根据法律判处罚金二斤。”文帝非常生气地说：“鲍勋已无活路，你们竟敢宽纵他！将三官以下官员全部逮捕交付刺奸官，一并治罪。”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代理廷尉高柔等人联名上疏，以鲍勋的父亲鲍信曾对太祖有功为由，请求赦免鲍勋的刑罚。文帝没有同意，最终将鲍勋处死。鲍勋修养品德，为官清廉且乐善好施，去世时家中没有多余财物。二十天后，文帝也驾崩了，人们无不为鲍勋感叹惋惜。

　　司马芝，字子华，是河内郡温县人。年轻时读书求学，为躲避战乱逃到荆州。在鲁阳山遇到强盗，同行的人都丢下老人和体弱者逃跑，只有司马芝独自守着年迈的母亲。强盗到来，把刀架在司马芝面前，司马芝叩头说：“我母亲年事已高，只能拜托各位了！”强盗说：“这是个孝子，杀他不合道义。”于是司马芝得以活命，用鹿车载着母亲继续前行。他在南方居住十多年，亲自耕种田地，坚守节操道义。

　　太祖平定荆州后，任命司马芝为菅县县长。当时天下初定，许多人都不遵守法令。郡中主簿刘节是出身大族的豪侠，门下宾客有一千多家，这些人在外成为盗贼，在城内扰乱官吏治理。不久，司马芝调派刘节的门客王同等人去当兵，郡中掾史依据旧例说：“刘节家中向来无人服徭役，如果他们藏匿人员，您可能会因延误而受责。”司马芝没有听从，写信给刘节说：“您家是郡中大族，地位重要，但门下宾客经常不服徭役，既让百姓怨恨，也可能有流言传到上级。现在调派王同等人当兵，希望您按时遣送。”当时士兵已在郡中集合，刘节却藏匿王同等人，还让督邮以战时法令责问县衙。县掾史无可奈何，请求代替王同服役。司马芝就派人快马赶到济南，呈送文书详细陈述刘节的罪行。济南太守郝光一向敬重信任司马芝，立即下令让刘节代替王同服役，青州百姓都称赞司马芝“让郡中主簿当兵”。司马芝被提升为广平县令。征虏将军刘勋，仗着显贵受宠，骄横跋扈，又因是司马芝故乡的将领，其门客弟子在境内多次违法。刘勋给司马芝写信，不署姓名，只提出许多请托，司马芝没有回复，一切依法处理。后来刘勋因图谋不轨被诛杀，与他有交往的人都获罪，唯独司马芝因善于识人受到称赞。

　　司马芝被提升为大理正。有一次，有人偷了官府的白绢藏在厕所顶上，官吏怀疑是一名女工所为，便将她逮捕入狱。司马芝说：“惩罚犯罪时容易出现的失误，就在于过于严酷。现在先找到赃物再审讯口供，如果犯人经受不住拷问，可能会无辜认罪。这种冤屈认罪的情况，无法公正断案。况且，法令精简而易遵守，才是高尚教化的体现。不漏掉有罪之人，只是平庸的治理方式。如今宽恕嫌疑犯，提倡易行的原则，不也很好吗？”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司马芝曾担任甘陵郡、沛国、阳平郡的太守，在每个任上都有政绩。黄初年间，他入京担任河南尹，抑制豪强，扶助弱小，拒绝一切私下请求。恰巧一名宫中属官想托司马芝办事，不敢直说，就通过司马芝妻子的伯父董昭的关系请求。董昭也害怕司马芝，没有代为转达。司马芝因此告诫下属说：“君主设立教化，不能保证官吏绝不违犯。官吏违反教令，也不能保证君主一定知晓。设立教化后还有人违犯，说明君主威信不足；违令之事让君主知道，则是官吏的灾祸。君主威信不足，官吏招灾，这就是政事难以治理的原因。大家怎能不各自努力呢！”于是下属官吏无不自我勉励。司马芝手下的巡视人员曾怀疑守门吏偷盗发簪，但守门吏的供词与事实不符，官曹将他逮捕关押。司马芝教训说：“事物相似难以分辨，除非像离娄那样明察，否则容易迷惑。按常理，巡视人员怎会因珍惜一根发簪而轻易伤害同类呢？此事就此搁置，不再过问。”

　　魏明帝即位后，赐给司马芝关内侯的爵位。没过多久，担任特进官职的曹洪，他的乳母名叫当，还有临汾公主的侍女，因为一起供奉无涧山神而被抓起来关进了监狱。卞太后派宦官前往司马芝的府衙传旨，司马芝没有先向上级禀报，而是自己下令让洛阳的狱吏把案件审查完毕，之后就向明帝上奏说：“凡是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都应该先上奏给陛下您。过去朝廷曾制定文书，禁止那些不合礼制的祭祀活动，以此来端正社会风气。如今这几个人犯了涉及妖邪祭祀的罪行，供词刚审完，宦官吴达就来到我这里，传达了太皇太后的旨意。我不敢把这件事上报给您，是担心有人会出面庇护他们，所以赶紧把情况奏报给陛下您知道。如果实在没办法，也只能先把这件事搁置一下。这件事没能早点审查完毕，是我的过错，所以我打破常规制度，下令让地方官员把案件审查完毕，还擅自执行了刑罚，我请求陛下惩治我的罪责。”魏明帝亲手写下批复回复他说：“看了你的奏表，我明白你的一片诚心。你想要依照诏书办事，凭借职权处理事务，做得很对。这是你遵照诏书的意图行事，有什么需要道歉的呢？以后要是再有宦官去你的住处，千万不要为他们通报。”司马芝担任大理正这一官职长达十一年，期间多次处理法律条文里难以裁决的案件。在朝廷官员之间，他始终依照道义行事。后来正赶上各位藩王进京朝见明帝，这些藩王和京城中的人有私下联络串通的行为，司马芝受到这件事的牵连，被免去了官职。

　　后来，司马芝担任了大司农一职。在此之前，各位典农都尉都各自带领着手下的官吏和百姓，从事商业活动来谋求利益。司马芝向明帝上奏说：“君主治理天下，应该推崇农业这个根本产业，抑制工商业这种次要产业，重视农业生产和粮食储备。《礼记·王制》中有句话说：‘如果国家没有足够三年食用的粮食储备，那这个国家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了。’管子也说过，囤积粮食是国家最紧迫的事务。如今东吴和西蜀还没有平定，国家的战事也没有停止，现在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只在粮食和布帛这两件事上。曹操特意设立了负责屯田的官职，让他们专门管理耕种和养殖事务。建安年间，天下各地仓库里的粮食都很充足，百姓也生活富足。可从黄初年间以来，朝廷任由各位典农都尉自行谋求生计，他们各自为手下的人谋划生计，这实在不是符合国家大局的情况。君主把天下四海都当作自己的家，所以《左传》中说：‘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君主您又怎么会够用呢！’能有收成好的肥沃田地，关键在于不错过适宜的农时，并且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现在通过经商所获得的利益，虽然看起来有成倍增长的好处，但从国家整体的长远计划来看，已经造成了数不清的损耗，还比不上开垦田地、多增加一亩土地的收成。农夫耕种土地，从正月开始耕地播种，接着耕地除草、采摘桑叶，还要开垦田地种植麦子，收获之后又要修筑晒谷场，一直要忙到十月份才算结束。之后还要修整仓库、搭建桥梁，运送租税，清理道路、修缮房屋梁木，用泥土涂抹房屋墙壁，所以农夫一整年下来，没有一天不从事农业劳动。现在各位典农都尉，都各自说‘留下的人为外出经商的人管理田地，分摊他们的劳动，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只要没有荒废田地，就应该是本来有多余劳动力的缘故。’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再让商业活动扰乱国家根本，应该专门把农业当作首要任务，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这样做才更合适。”魏明帝听从了司马芝的建议。

　　当时，每当有上级官员要召见下属官吏，这些官吏往往会先去拜见上级官员的属官，让属官帮自己推测被召见的原因，还让属官教自己怎样回复才能让上级满意，等到真的和上级见面时，就完全按照属官教的话去说。司马芝性情诚实正直，做人不张扬，为人严肃端正。他和宾客交谈的时候，如果宾客的观点有不合他心意的地方，他会当面指出宾客的不足之处，但过后就不会再对宾客有不好的议论。司马芝在官职任上去世了，他家里没有多余的财物。从魏朝建立到现在，担任过河南尹这一官职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司马芝。

　　司马芝去世后，他的儿子司马岐继承了他的爵位和官职。司马岐从河南丞的职位调任为廷尉正，后来又升任为陈留相。当时梁郡监狱里关押的囚犯，大多都因为案件互相牵连，好几年都没能判决。魏明帝下诏把这些案件转移到司马岐管辖的县里审理，县里的官员请求先准备好监狱里用的刑具。司马岐说：“现在关押的囚犯有几十人，他们不仅心思狡诈，供词互相矛盾，而且已经受够了酷刑折磨，案件的实际情况其实很明显了。怎么能再让他们长时间地被关押在监狱里呢！”等到囚犯们都被转移到县里后，司马岐审问他们，囚犯们没有一个敢隐瞒欺骗的，只用了一个早上就把所有案件判决完毕。凭借这件事，司马岐升任为廷尉。当时大将军司马爽独揽朝廷大权，尚书何晏、邓飏等人在他身边辅佐。南阳人圭泰曾经在言语上违背了司马爽等人的意思，就被廷尉下令审查抓捕。邓飏负责审理这个案件，准备判处圭泰重刑。司马岐多次对邓飏说：“身居重要职位的大臣，本应是辅佐皇室的人，却不能辅助朝廷推行教化、传播德行，让自己和古代贤能的大臣相比，反而还放纵自己的私人怨恨，冤枉无辜的人。让百姓心中感到畏惧的原因，不就是在这里吗？”邓飏听后，又羞愧又愤怒地离开了。司马岐一直担心时间长了自己会因此获罪，就以生病为由辞去了官职。他在家中待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五岁。司马岐的儿子司马肇继承了侯爵之位。

　　评论说：徐奕、何夔、邢颙这三个人，品行高尚，为人严肃，是当时有名气的人。毛玠清廉公正，行为朴实；司马芝忠诚坚定，言行公正，几乎从不趋炎附势。崔琰的高尚品格最为突出，鲍勋坚守正道，言行举止没有过失，可他们最终都没能免于被杀的灾祸，实在可惜啊！《诗经·大雅》中看重“既能分辨善恶，又能辨别是非”的品质，《尚书》中推崇“为人正直又能待人温和”的德行。如果自己还不是德才兼备的贤人，就应该努力培养这些品德和能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