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的社会大恐慌是如何发生的？是时候该重读一遍《叫魂》了

最近我常常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想重读一遍《叫魂》这本书。刚好有朋友说希望我讲一下叫魂，我就重看了一遍这本书。

这本书的英文叫做soulstealer，直译过来是“偷灵魂的人”。台湾有学者当时就指出将他译为叫魂为误译，陈兼、刘昶两位老师解释提到，作者孔飞力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重点不是放在叫魂者身上，而是通过叫魂这件事来展示整个整个清代乾隆年间社会各阶层的互动和社会制度的运行，所以才这样翻译。

这本书的全称叫做《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作者是孔飞力。孔飞力是费正清的学生，研究的领域是清史，他的《叫魂》一书跟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中国史中最有名的两本书了。

孔飞力这本书在中国很火，常年是大学借书榜单的前几名，很多人读完都有一种感受，就是“感同身受”。这本书正印证了“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两句至理名言，其实这也是作者本人印证过的，他和翻译者交流的时候就提到说，“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日的中国，不知道中国人看的懂吗”。

回到书本身来说。

一、倒霉的石匠和恐慌的由来

叫魂这件事还要从一个倒霉的石匠说起。这个石匠是清朝乾隆年间人，来自富庶的江南，浙江德清县，乾隆在位三十三年时，浙江德清县的水门与城桥坍塌了，于是阮知县就从临县雇了石匠吴东明来造桥。正当吴东明奋力赶工的时候，他发现储备的大米已经不够工人们吃了，于是他就回到家乡，准备采买。

可是就在他回家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

一个叫做沈士良的农夫，因为不堪两个侄儿的虐待，他听说石匠可以做一种叫做“叫魂”的法术，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造桥用木桩的顶部，大锤捶打的时候就会吸取纸片上名字的人的精神，偷取他们的精气，这些人呢，不是生病就是死去。

所以他找到吴东明，拿着写好侄儿名字的纸片问他，“这东西有用吗？你们有这个法儿没有？”

吴东明其实什么也不会，但他也听说了这种叫魂法术的流言，他害怕自己被卷进这种流言里，于是他立刻叫来了保正，把沈农夫扭送官府。

阮知县将沈农夫打了二十五大板才释放，但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他给石匠吴东明带来的麻烦还要持续很久，这件事只是一场全国性的歇斯底里的社会大恐慌的序幕。

吴东明事件之后，从江南开始，各地都陆陆续续出现了与叫魂这种法术相关的案件。

在这里呢，还要聊一聊中国民间关于叫魂的这种传说。

在中国的民间小说中有无数关于妖术的传说。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徐珂的《清稗类抄》里面记录了无数夺人魂魄类似的故事。

中国人觉得，人的灵魂有多种层次。比如说，可以分为“魂”和“魄”，“魂”和“阳”对应，“魄”和“阴”对应，魂控制的是脑与心，魄对应的则是有形的感觉和身体的功能。因为魂和男性、轻质、动态相联系，所以要将魂从一个人的身体中分离出来，似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甚至在人睡觉的时候，魂都会暂时离开你的身体。当然它也会回来。

如果魂没有回归你的身体，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你可能会生病、昏昏沉沉、发疯或者死去。

所以民间就有了两种法子。

一种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为你招魂。

另一种是，居心叵测的人用妖术叫走你的魂魄，从而使你生病或者死去。

通常在做法的时候都需要你身体中的一部分，比如指甲、头发或者生辰八字、名字等与你有联系的物品。

所以在吴东明事件之后，就像沈农夫一样，民间的人马上确信了这种能够夺人魂魄的妖术的存在，并且开始人人自危。

由于做法的人通常是道士或者和尚，所以远处游方来的道士和和尚就成为了人们重点怀疑和防范的对象。

在浙江萧山，四个和尚出门化缘。其中两个叫做巨成和净心的和尚，遇到两个在家门前玩耍的小男孩。一个男孩看到巨成化缘的钵上刻着名字，便大声念了出来。巨成便对小孩说，小官人，原来你识字呀。你再学几年，日后一定能谋个一官半职！他又对小孩说，你叫什么名字？日后做官了，可不要忘了我呀。

巨成本来是想讨好两个小男孩，希望他们的父母能够施舍一点食物。但是男孩无动于衷，也不见父母出来，巨成和净心只好上路离开了。

可是没过一会儿，男孩的父母就怒气冲冲的追了上来，质问和尚为什么要打听自己孩子的名字？他们又说，你们一定是来叫魂的！

听到叫魂这两个字，最近不安的村民们都很快围了上来，将两个和尚捆绑起来搜身，尽管什么都没搜到，但是人们还是愤怒地殴打和尚。还有人说要淹死或者烧死他们。直到当地的保正出现，把他们带到了衙门。

带到衙门之后，知县坐在高高的公案后面，审问两个和尚，“从实招来，你们到底剪了多少发辫？”

饱受惊吓的巨成辩解道，自己并没有剪人发辫。但是这时一个姓蔡的捕头却出示了证据，“四把剪刀，一根扎辫子的绳子，两小段辫子。”

巨成解释说，其中三把剪刀是自己死去的当皮匠的儿子用的，第四把他从未见过。至于辫子，他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这样的招供没有使县令满意，于是对他的刑讯便开始了。他们主要使用的是一种叫做夹棍的刑具，受刑者的脚踝会逐渐被棍子压迫，直至压碎。

经过一段时间的碾压之后，巨成招供了，他承认，对他的指控全都属实。

于是县令将两个人送到了审讯的最后一站，杭州巡抚衙门。到了巡抚衙门之后，和尚们又翻案了，他们说自己曾经收到了蔡捕头的敲诈，他索要几千钱未果，才将和尚们抓起来的。

蔡捕头也被带上了衙门，在同样经历了拷问之后，他承认是自己敲诈了和尚，头发也是自己在家里剪下来栽赃和尚们的。

这样蔡捕头被打了一顿，和尚们被释放了，每人还分得了三千二百钱，使他们在脚踝的伤势痊愈之前得以生活。

虽然案件大白了，但是关于叫魂的流言却在各地蔓延开来。浙江发生了多起报案，说自己发辫被剪。

这种恐慌不到两个星期，就从浙江蔓延到了江苏，到六月底，大恐慌已经越过了江南，传到了长江上游一千多公里的汉阳府，在那里，一大群在街头观剧的人抓住了一个可疑的“妖人”，将他殴打致死，又焚烧了他的尸体。

二、盛世与弘历的焦虑

对叫魂这种妖术的恐慌在社会上蔓延开来是1768年。这一时期是清朝第四位皇帝乾隆在位三十三年的时候，也是被后世的史学家们成为的“康乾盛世”。

跟他的爷爷康熙皇帝经历过残酷的夺权斗争不同，弘历早早就被立为皇储。他在二十五岁继位时，他父亲将自己的一切成就都留给了他。他的祖父平定了三藩之乱，1683年，收复台湾之后，沿海地区也平静下来。当时白银和铜源源不断地从国外流入中国，以换取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

但在盛世之下，却是生活不易的普通人。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机勃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在这种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做的挣扎奋斗。

人口激增带来的人地矛盾，促使米价猛涨。在苏州和长江下游因为食物发生了暴乱。陕西巡抚陈宏谋写道，米价上涨的根源在于人口与土地之间比例的长期变动，需要休养生息的土地承载不了激增的人口。一名官员说，在他年幼的时候，浙江萧山地区的米价斗九十或一百文，都算是贵的了。到乾隆十三年，米价到一百六十文，饥民把草根树皮都吃光殆尽。从墨西哥流入的大量白银使物价猛涨，“鱼虾蔬菜无一不贵”。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富庶的江南和其他地区的贫瘠产生了强烈的对比。经济的倾斜带来的是人口的大量流动，“移民与顾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

这种大规模的行色各异的人，有的是出于雄心勃勃的事业，有的是出于献身精神，有的则是出于绝望和无奈。这种由旅行者汇集的人流，也使当时民众的焦虑加剧了。

江南是传统的富庶之地。弘历对于江南的态度是暧昧不明的，他既痛恨江南，又爱慕江南。在许多奏折中，他痛斥满族官员沾染了江南习气，骄奢淫逸惯了。

但是他又羡慕江南，仿照江南修了自己在承德的夏宫。

这一年夏天，就在他照例去承德避暑的时候。弘历收到了几份关于叫魂案的机密情报。他让他最信任的大学士傅恒、尹继善和刘统勋起草了一份上谕。

在上谕中，他提到说，剪发割辫这件事，甚为荒诞，但是这种流言却容易蛊惑人心，所以让各级官员要留心查看。严加整治，以敬其余。而且告诉官员们，在查办的时候要不动声色，稳妥进行。

从这份上谕来看，弘历担心的不是叫魂这种妖术，而是蛊惑民心。在他的潜意识里。民众是轻信的，容易被蛊惑的一群人。

而因为叫魂涉及头发，在清朝，这件事就变得尤为敏感。

清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满族统治的王朝，为了骑马打仗的方便，满族男性习惯于将前额的发剃掉，后面的头发扎成发辫。这种发型在清军入关之后，成为了是否臣服于清朝统治的象征。

自从多尔衮于1645年6月5日进入北京之日起，他就下定决心要每个人进行满洲式的削发。

而在汉族的儒家文化里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削发不异于斩首。因此在满人征服中原的年代里，出现了许多围绕削发令的可歌可泣的抵抗运动。

当叫魂案中出现剪发这种行为时，敏感又焦虑的弘历马上警觉起来。

这个时候，一场弘历与各地行省官僚的较量展开了。这场暗斗悄然隐蔽，但其激烈的程度却不亚于清剿本身。

三、官僚君主制——清朝的运行规则

孔飞力将清朝的制度形容为官僚君主制。

官僚君主制的核心在于官僚责任制。当官员让罪犯逃脱时会受到北京吏部的制裁，到了总督、巡抚这一层，失误会导致皇帝对你个人的信任出现裂痕，轻则失宠，重则可能丢掉家产和性命。

官僚责任制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如果官方没有确认，罪行就发生了，那官员就不会被惩罚。但是如果罪行发生，而且被皇帝知道了，但是你没有上报，这就是很严重的罪行。

皇帝对于信息的控制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

一个是常规渠道。就是各地呈上的奏折。日常事务一般通过常规的渠道上报，比如税收报表，刑事审判、公共工程和日常人事调动之类的事务。

这些报告有严格的格式规定，由内阁呈送给皇帝。

二是非常规渠道。常规渠道可以处理日常事务，但是像叫魂这一类案件却无法胜任。皇帝还有一个机要渠道，皇帝直接和各省的长官之间直接通信。这些报告会直接交给皇帝本人，皇帝会用朱笔在凑章上批示，然后再送回奏告人。这些也叫朱批奏折。

在朱批奏折当中，弘历的情绪和反应十分直接。比如他遇到满意的问题会直接批示，“好极了”，遇到让他不满的事件时会在奏折上直接批阅，“你是个无用废物”，大多数的时候他也会说“知道了”或者写一个“阅”字。

当叫魂案流行于江南的时候，两江总督，掌管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的是高晋。当时高晋已经六十二岁，出身正黄旗，他的一个姐姐是以美貌闻名的皇妃。

他在回答弘历关于叫魂案的询问时，最开始是不紧不慢的。他说春天的时候他在苏州代理巡抚时听说过浙江发生这件事的谣传，但是江苏本身没有割辫子事件的发生。

当传谣的人被抓之后，地方上就安静了。

然而弘历对他的话一句也不信，他在朱批奏折中说，别的省都报告了，江苏岂能独无其事？江南的官僚表现差劲，而且他们“化有为无的行为实在可恶。”

接着弘历把矛头对准了高晋的下属江苏巡抚彰宝。因为根据山东的口供，好几个妖术犯人躲在江苏。

彰宝只好承认，关于叫魂的谣言春天就有了。但是他因为没有发现真凭实据，所以没有报告这一情况。

在被弘历批评办事不力之后，彰宝为了挽回影响，兴奋地向皇帝报告了扬州的盐务舞弊案有了实质性进展，然而皇帝却批评他本末倒置。

来自山东的口供把彰宝一步步逼入死胡同，山东巡抚富尼汉在审讯时得到的情报表明，许多叫魂案的关键人物都逃跑至了江苏。

然而彰宝却一无所获。所到之处全部没有找到口供上所说的妖人。

除开巡抚和总督之外，皇帝还有一只眼线。他们就是制造局。直接隶属于内务府，受皇帝指派，他们也有向皇帝报告地方事务的责任。

当时苏州织造由旗人萨载担任，他在江南一句五年之久，算得上是一个江南通了。

在弘历的压力之下，萨载报告了苏州叫魂案的嫌犯如何因为缺少证据被释放，以及地方官员如何禁止百姓仅仅因为怀疑就烂抓无辜的情况。

萨载在奏折中提到了苏州乞丐和胥口镇的两个案件。由于这两个案件没有出现在高晋和彰宝的奏折里，使弘历认为抓到了高晋和彰宝隐藏案件的证据。

刚刚上任浙江巡抚的永德就遇到了大麻烦，山东巡抚富尼汉说自己抓到的嫌犯口供称剪辫案的主犯来源于浙江，一个叫吴元的人。

然而永德在全省派出了便衣侦探，也没有抓到一个叫吴元的人。只找到了一个同音不同字的和尚，但是他与妖术并无任何关系。

他保证说自己会继续稽查，绝不宽待。弘历对他这种保证不以为然，他批示道，“不料汝竟如此无用。”他命令各省将抓到的嫌犯送到承德来，亲自审问。

在江南的官员头疼不已的时候，山东巡抚富尼汉正在源源不断地抓到妖党嫌犯。而且这些嫌犯的口供表面，与叫魂有关的妖党已经不仅仅是在江南了，妖术正在向北蔓延。8月初，直隶总督方观承上奏弘历，说妖术已经到达直隶，直逼京畿。

同时，河南巡抚阿思哈在全省做了一次清查，只抓到一个海印的和尚，由于他的扁担上挂了一些头发，便被举报而受审。然而日复一日的审问中，和尚始终不承认剪发，只说是前些年收集来的头发。始终坚持自己无罪。

这让阿思哈头痛不已，好在后来和尚在狱中死去了，阿思哈也松了一口气。他也收到了弘历的严厉斥责，“无用废物！”

整个8月，弘历在承德避暑的时候收到了一堆关于叫魂案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案情发展从南到北，甚至蔓延到西部。

弘历从这些混乱的信息中只得出一个结论，这些剪辫案目的只有一个，推翻清朝的统治，也就是谋反。

所以他不断督促各地还没有上报叫魂案的官员要严查，果然，陆陆续续各地都上报了相关的案件。弘历得出了结论，叫魂案犯现在已经遍布全国，他们是为了恐吓民众资格发辫来挑起一场关于削发的政治危机。妖党企图通过挑起百姓对于官府的仇恨来发动一场大的叛乱。所以他下令，要展开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清剿，可是又不能声张，以免引起百姓的恐慌。

但是他却没有提到，如何在清剿中避免伤及无辜，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地方官员伤脑筋了。

地方官员们很快发现，弘历的自相矛盾的指示多么难以贯彻执行。

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搜查，却只能搜到一个模棱两可的人名，这些人又屡屡在用刑之后反复翻案。

各地的奏折显示，军机处不屈不挠地贯彻弘历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督促清剿嫌犯达三个月之久。

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学士傅恒仍在为各地送到承德夏宫的嫌犯头疼。

这些在当地已经认罪的嫌犯到了承德之后纷纷翻供，而且似乎证据也表明他们确实受到了诬陷，而在地方的口供大部分都是在重刑之下屈打成招。

事情出现了一些尴尬的变化，军机大臣们普遍对案情发生了怀疑，似乎叫魂和剪辫案变的子虚乌有了起来。混乱的口供，抓不到的犯人，使之前弘历的朱批和指示都变的尴尬了起来。

傅恒现在头疼的是，如何将这种尴尬的转变告诉弘历，又避免伤害他的尊严。

事情在军机大臣刘统勋这里出现了转机。刘统勋正从北京来承德。现年六十八岁的刘统勋是高层官僚的佼佼者，他在军机处已经任职了十二年，官声清廉。他敢于向皇帝报告坏消息，并且不惮坚持犯难招怨的政策。

弘历有时候觉得他讨厌，但是却从心底敬重他。他曾经因为不喜欢刘的一个建议而将他下狱，但是很快就释放了，并且委以要职，还让他做了太子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师。

当叫魂案的真相逐渐显露出来的时候，刘感觉到应该提醒弘历，以避免他陷入更大窘境。于是，他召集军机大臣们开了会，不再回避叫魂案可能是个彻彻底底的冤案。10月26号，刘统勋陪同弘历回京，他们11月1号到京城，两天之后，弘历就下旨停止了对于叫魂案的清剿。

停止清剿并不意味着皇帝收回成命。皇帝投入了如此多的关注和权威，一个更具礼仪性的结尾是必须的。

一份秘密的廷寄要求地方官员必须立即停止清剿。

而一份明发的上谕则将所有的责任算到了行省官僚的头上，他仍然坚持叫魂的阴谋依然存在，要对清剿不力的官员进行惩罚。然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妥协，他也要对那些重刑逼问犯人的官员做出惩罚。

这场由山东巡抚富尼汉的奏折和供词折腾了全国三个月之久的主要人物，富尼汉被贬为山西布政使，这种惩罚已经相当轻了，相比于叫魂案这三个月来发生的一切，富尼汉所受的惩罚不过是在手上轻轻打了一下而已。

至此，叫魂案终于告一段落了。但是在这场清剿中，无数的受害者与施害者却没能幸免，他们中的许多人无缘无故失去了性命。而叫魂案的终结，只不过是他们的名字不再在史书上出现了而已。

四、理解社会大恐慌的核心——受困扰社会

那么这场子虚乌有的案件是如何蔓延到全国，成为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的呢？孔飞力将当时的清朝社会总结为“受困扰社会”。

在受困扰社会中，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在这种人口过渡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境遇产生怀疑。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也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所以当官府发起对妖术的清剿之后，普通人就有了清算宿敌和谋取私利的最佳途径。在这个权力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来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直到现在，冤冤相报仍然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

受困扰社会有利于我们理解恐慌的蔓延。

在清剿中，官僚的行为则让我们看到叫魂案结束的可能。

虽然在弘历的步步紧逼，重重重压之下，还是有一些官员选择了谨慎地喝彩。

一些官僚对于清剿和诬告之词迫害民众的行为进行了深思熟虑的，广泛而又谨慎的抵制。比如，忙而不动的江西巡抚吴绍诗。

被人叫做老菩萨的吴绍诗当时已经七十岁，是一个著名的法律世家的大家长。6月份叫魂的谣言就传入了江西，但是吴绍诗并没有奏报这一情况。当弘历知道之后，他告诉弘历自己已经在省内安下了一张天罗地网，他挑选了若干要员分往各县秘密稽查，并每旬报告一次有无可疑人物。此外，他还令各府州委派人去“庵观寺院祠堂书馆及深山密林等处”，无论僧道诸色等人，都要报告。

然而这样严密的警网却什么也没有发生。在朝廷下旨停止清剿之后，吴先是反复谢罪，然后上报说江西没有一件剪辫案发生。

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吴真正地动用过这一天罗地网。我们只能推测，吴根本不打算稽查这个案件，他在凑报中的详细举措和忧心忡忡都只是装模作样而已。

在叫魂案结束之后，吴绍诗升任了刑部尚书。尽管他处在叫魂案中心的江南，且没有上报一起相关案件。

吴绍诗的次子吴坛时任江苏按察使，在苏州织造萨满奏报后，吴坛🫡受到了弘历的责骂。但是他似乎也并不打算继续追究叫魂案，而是企图转移皇帝的视线。他说没有发现叫魂案，但是他查获了两个苏州的教派，大乘教和无为教，大约有七十人被捕。这里的教派1677年开始就在本地活动，很难想象吴坛毫不知情，而在1768年将他们一举抓获。

对于教派的案件转移了弘历的注意力，而吴坛也保住了官位和皇帝的信任。

除了忙而不动的吴绍诗和转移视线的吴坛之外，官僚们还通过统一步调和将清剿纳入常规行为的做法来避免对更多人的迫害。

比如湖广总督定长在审案的时候就着急了众多高级官僚一起进行，所呈上的奏折也都内容一致，来避免因为言辞不一而受到皇帝的压力。许多官员还提议，将清剿纳入本来就有的保甲制度当中，一方面减轻了官僚的压力，一方面也显示了对于案件的重视而得以自保。

与韦伯在分析中国的官僚体制认为，君主和官僚相互对立不同，孔飞力则认为中国的皇帝和官僚找到了一种可以和谐共处的方法，他盛赞了一批有着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官僚，敢于在冤案面前提出自己的意见，以避免更大的伤害。然而他也指出，随着中国官僚制度的解体，这种深具责任感，敢于直言的官员可能已经消亡，取而代之的是，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期间，以阻挡这种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