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徐胡二王传第二十七译文

　　徐邈，字景山，是燕国蓟县人。曹操平定河朔地区后，征召他出任丞相军谋掾一职，之后又让他试着担任奉高县的县令，不久后便调入京城担任东曹议令史。魏国刚刚建立时，徐邈担任尚书郎一职。当时朝廷的法令明确禁止饮酒，可徐邈却私下饮酒，以至于喝得酩酊大醉。校事赵达向他询问政务相关事宜，徐邈醉醺醺地回答：“我中了圣人的道。”赵达把这件事禀报给了曹操，曹操十分愤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赶紧上前劝谏道：“平常喝醉的人，都把清酒称作‘圣人’，把浊酒称作‘贤人’。徐邈向来注重自身修养，做事一向谨慎稳重，这次只是偶尔喝醉后说的胡话罢了。”最终，徐邈凭借这番辩解得以免于受罚。后来，徐邈兼任陇西太守，之后又调任南安太守。魏文帝曹丕登基称帝后，徐邈曾先后担任谯相、平阳太守、安平太守以及颍川典农中郎将等职务，他在任职过的每个地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声誉，还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有一次，魏文帝来到许昌，特意问徐邈：“你现在还会说‘中圣人’这样的话吗？”徐邈回答道：“过去子反在谷阳因醉酒误事而倒地，御叔也因为饮酒无度受到了重罚，我的嗜酒毛病和这两个人一样，始终无法自控，所以有时候还是会喝醉。不过，宿瘤因为相貌丑陋被载入史传，而我却因为醉酒得到了陛下的赏识。”魏文帝听后哈哈大笑，回头对身边的侍从说：“徐邈的名声果然名不虚传啊。”随后便提拔徐邈为抚军大将军军师。

　　魏明帝曹叡因为凉州地理位置偏远，且南面与西蜀接壤，边境局势复杂，于是任命徐邈为梁州刺史，让他手持符节，同时兼任护羌校尉。徐邈抵达凉州任职时，正好遇上诸葛亮率军出兵祁山，陇右三郡紧接着发生反叛。徐邈当机立断，派遣参军和金城太守等人率军攻打南安的叛军，成功将叛军击溃。河右地区常年缺乏雨水，粮食收成常常不好，当地百姓深受其苦。徐邈上书朝廷，请求修筑武威、酒泉的盐池，以此来储备粮食，同时大力开辟水田，招募贫穷的百姓前来耕种。经过他的一番治理，当地家家户户都能储备足够的粮食，官府的粮仓也都堆积得满满当当。徐邈还支取凉州中剩余的军费，用来购买金银、绸缎、猎犬和马匹，供应给中原地区使用。此外，他还逐渐收集民间私自藏匿的武器，全部收藏到官府的府库中。在治理地方时，徐邈以仁义为表率，建立学校，明确教化方向，禁止厚葬的习俗，杜绝过度的祭祀活动，奖赏行善之人，惩罚作恶之徒。在他的努力下，教化得到了广泛推行，百姓们都真心实意地归附于他。西域与中原地区重新恢复往来，周边的外邦民族纷纷入朝进贡，这些都是徐邈的功劳。后来，徐邈因为征讨反叛的羌族部落柯吾有功，被封为都亭侯，享有三百户的食邑，还被加封为建威将军。徐邈在与羌人、胡人交往的过程中，不会苛责他们的小过失；但如果有人犯了严重的罪行，他都会先告知他们的部落首领，该处以斩首之刑的就斩首示众，因此当地百姓既信服他又畏惧他的威严。徐邈把自己得到的所有赏赐都分发给手下的将士们，从来没有拿回家一丝一毫，导致家中的妻子儿女衣食都不宽裕。天子得知这一情况后，对他大加赞赏，常常派人给他家送去物资。徐邈严厉惩治邪恶势力，果断处置奸佞之徒，使得凉州境内变得安定太平。

　　正始元年，徐邈被调回京城担任大司农一职。之后，他又升任司隶校尉，朝中的大臣们都对他既敬重又忌惮。后来，徐邈因为公事被免去官职，不久后又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几年后，朝廷打算任命他为司空，徐邈感慨道：“三公之位，是用来商议国家大道的重要职位，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应该空缺着，我怎么能以年老多病的状态来辱没这个职位呢？”于是坚决推辞，没有接受任命。嘉平元年，徐邈七十八岁，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在家中去世，朝廷按照公侯的礼仪为他举办了葬礼，赐予他“穆侯”的谥号。他的儿子徐武承袭了他的爵位。嘉平六年，朝廷怀念那些清廉有气节的士人，颁布诏书说：“彰显贤能之人的德行，是英明君主所重视的事情；推举贤才来教化百姓，是孔子所赞美的行为。已故的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都在前朝任职，历经四位君主，他们要么出征统率军队，要么入朝辅佐政事，始终把忠诚和清廉放在公事上，忧心天下大事而不顾及自身利益，不置办产业，去世之后，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朕对他们十分赞赏。现在赏赐徐邈等人的家属两千斛粮食和三十万钱，并向天下人昭告此事。”徐邈同郡的人韩观，有着识别人才的才能，和徐邈齐名，名声甚至在孙礼、卢毓之上。韩观担任豫州刺史时，治理百姓颇有功绩，后来在任期间去世。卢钦撰写书籍时，称赞徐邈说：“徐公志向远大，品行端正，学识渊博，意志刚健。他推行政策时，见识高远却不急躁冒进，为人正直却不与人结党营私，胸襟广博却能坚守信用，意志刚猛却能宽恕他人。圣人都认为清廉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但对徐公来说却十分容易。”有人问卢钦：“徐公在魏武帝时期，大家都认为他为人通达随和，可自从他担任凉州刺史到返回京城之后，大家又认为他行事特立独行，不和他人同流合污，这是为什么呢？”卢钦回答道：“过去毛孝先、崔季珪等人主管朝中事务，十分看重清廉朴素的士人，当时的人们都纷纷改变自己的车马服饰来谋求好名声，而徐公却没有改变自己平常的做法，所以大家都认为他通达随和。近来天下奢靡之风盛行，人们都转而追求奢华的生活，而徐公依然保持着风雅高尚的品行，没有随波逐流，不和世俗同流合污，所以之前被认为的通达随和，现在就变成了特立独行。这是因为世人的风气变化无常，而徐公却始终坚守自己的本心啊。”

　　胡质，字文德，是楚国寿春人。他年轻时和蒋济、朱绩一起在江淮地区闻名遐迩，早年在州郡中担任官职。蒋济担任别驾一职时，奉命出使拜见曹操。曹操问蒋济：“胡通达已经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了，他有子孙后代吗？”蒋济回答道：“他有个儿子叫胡质，言行举止虽然大概比不上他的父亲，但在处理政务方面却比他父亲更有能力。”曹操随即征召胡质担任顿丘县令。顿丘县有个百姓叫郭政，和自己的堂妹通奸，还杀害了堂妹的丈夫程他，郡吏冯谅被关进监狱作为证人。郭政和他的堂妹都忍受住了严刑拷打，坚决抵赖自己的罪行，而冯谅实在无法忍受酷刑的痛苦，最终被迫诬陷自己。胡质到任之后，仔细观察他们的神情态度，深入了解案情细节，认真核查案件相关线索，最终得出的结论让大家都信服不已。

　　后来，胡质调入京城担任丞相东曹议令史，州郡也纷纷邀请他担任侍中一职。将军张辽和他的护军武周之间产生了嫌隙。张辽见到刺史温恢时，请求征召胡质到自己手下任职，可胡质却以生病为由推辞了。张辽出来后，对胡质抱怨道：“我诚心诚意想要让你到我这里做官，你怎么能这样辜负我的心意呢？”胡质回答道：“古代人交往，即便对方求取的东西多，也能知道他并不贪婪；即便对方在阵前逃跑，也能知道他并不胆怯；即便听到关于对方的流言蜚语，也不会轻易相信，这样才能建立起终生的交情。武周是一位高雅的贤士，过去将军你对他赞不绝口，现在却因为一点小小的隔阂就产生了嫌怨。更何况我才学浅薄，又怎么能保证一直和你保持良好的关系呢？所以我不愿意到你那里任职。”张辽被胡质的这番话打动，又和武周重新和好如初。

　　曹操征召胡质担任丞相属官。黄初年间，胡质调任吏部郎，之后担任常山太守，不久又调到东莞任职。东莞有位士人叫卢显被人杀害，胡质推测道：“这位士人没有什么仇家，却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难道是因为这个才被杀害的吗？”于是他把和卢显居住在附近的年轻人都召集过来询问，当问到书吏李若时，发现他神色慌张，表情异常，便进一步深入追问，李若最终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凶手就这样被抓获了。每当有军功得到赏赐时，胡质都会把赏赐全部分发给手下的将士们，从来没有拿回家过。他在郡中任职九年，当地的官吏和百姓都生活得安定祥和，将士们也都愿意为他拼死效力。

　　后来，胡质调任荆州刺史，加封为振威将军，还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吴国大将朱然率军围攻樊城，胡质率领轻装部队火速奔赴救援。参与商议的人都认为敌军兵力强盛，不宜追击，胡质说道：“樊城地势低洼，兵力又十分薄弱，所以我们应该出兵作为他们的外援；如果不这样做，樊城就会陷入危险之中。”于是他率领军队逼近敌军的重围，樊城中的守军得知援军到来后，军心才安定下来。之后，胡质被提升为征东将军，手持符节督领青州、徐州的各项军事事务。到任后，他大力推广农业生产，储备粮食，使得仓库里储备的粮食足够食用好几年，又修建了东征台，让士兵们一边耕种一边守卫。他还疏通了各郡的水道，让船只能够顺利通行，做好了应对敌军的各项准备。在他的治理下，海边地区一直太平无事。

　　胡质性情沉稳真诚，经常自我反省，不会用自己的主观标准去评判事物，他任职过的地方都深受百姓们的拥戴。嘉平二年，胡质去世，家中没有任何私人财产，只有皇帝赏赐的衣物和几个书箱。军师把这一情况上报给朝廷，朝廷追封他为阳陵亭侯，享有一百户的食邑，赐予他“贞侯”的谥号。他的儿子胡威承袭了他的爵位。嘉平六年，皇帝颁布诏书，表彰胡质清正廉洁的品行，赏赐他的家属钱财和粮食，这件事在《徐邈传》中也有相关记载。胡威在咸熙年间曾担任徐州刺史，立下了特殊的功绩，还曾担任过三个郡的太守，在他任职过的地方，都有着很高的声望，最终在安定郡去世。

　　王昶，表字文舒，是太原郡晋阳县人。他年轻时和同郡的王凌都颇具名气，由于王凌的年龄更大一些，王昶便一直以侍奉兄长的礼仪对待他。魏文帝曹丕还在东宫担任太子的时候，王昶出任太子文学一职，后来又转任中庶子。文帝正式登基称帝后，王昶被提拔为散骑侍郎，负责掌管洛阳地区的农业生产事务。那时候京城周边的区域树木茂密、植被繁盛，王昶积极组织百姓开垦荒地，还尽心尽力勉励民众耕作，最终成功开垦出了大量可耕种的土地。之后，王昶调任兖州刺史。魏明帝即位之后，给王昶增加了扬烈将军的官职，还赐封他关内侯的爵位。尽管王昶一直在外地担任官职，心里却始终牵挂着朝廷。他认为魏朝沿袭了秦朝和汉朝的诸多弊端，相关法令既严厉又繁杂琐碎，朝廷很少对国家法典进行修改完善，使其能够契合古代圣明君主的治国风范，他内心一直希望国家的政治与教化都能繁荣兴盛，但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于是王昶撰写了《治论》一书，这部著作大致依照古代的典章制度，同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编写而成，共有二十多篇；此外，他还撰写了十几篇《兵书》，专门探讨用兵作战的策略与方法，这些著作都在青龙年间上奏给了朝廷。

　　王昶在给兄长的儿子们以及自己的亲生子女起名字时，都遵循着谦虚、诚恳的原则。因此，他兄长的儿子中，王默的表字是处静，王沈的表字是处道；而他自己的孩子里，一个名叫王浑，表字玄冲，另一个名叫王深，表字道冲。之后，王昶还特意写信对这些晚辈们进行劝诫，信中说道：

　　做人子女的核心道理，没有比重视自身修养、坚守良好品行更重要的了，只有这样才能为父母争光。这几点道理，每个人都明白其中的益处，可还是有人会落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让整个家族陷入危难之中，这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家族传承的不是正途。孝顺父母、待人仁义，是成就任何事业的首要前提，只有切实践行这些准则，才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这也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讲求孝道，宗族内部才能和睦安定；秉持仁义，邻里乡亲才会敬重认可。这是从内心深处主动践行，最终在外界赢得良好名声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坚守优良品行，反而舍弃道德这个根本去追逐次要的东西，就会沉迷于浮华奢靡的生活，进而拉帮结派形成小团体；沉迷浮华，就会被虚假的名声所拖累；结党营私，就会为彼此埋下灾祸的隐患。这两方面的警示道理，本来就十分明确清楚，可还是有人沿着失败的老路继续往前走，对浮华的追求愈发强烈，全都是因为被一时的虚名所迷惑，被眼前的小利所欺骗。富贵与名声，是人的本性中所渴望得到的，但君子即便有机会获得，也不会去取，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们厌恶获取这些东西的方式不符合正道。我担心有人只知道一味前进却不懂得收敛，只知道追逐欲望却不懂得满足，所以才会受到困窘的拖累，产生悔恨的念头。俗话说：“如果不懂得知足，最终会失去自己原本拥有的东西。”因此学会知足，才能真正做到内心安定。纵观历史上成败得失的案例，探查未来吉凶祸福的规律，那些追逐名利而不知满足的人，能够保住家业、保全福禄的，从来没有过。我希望你们在立身行事方面，要遵循儒家的教化，践行道家的思想主张，所以才用“玄默”“冲虚”作为你们的名字，希望你们看到自己的名字就能想起其中的深意，始终不敢违背这些准则。从前盘子上刻有劝诫的铭文，手杖上刻有警示的话语，目的就是让人无论抬头低头都能看到，从而避免出现过失行为；更何况这些道理寄托在你们的名字里，怎么能不慎重对待呢！世间万物成长得过快，消亡得也会越快；成就得稍晚，反而能获得善终。早晨开花的野草，到了下午就会凋零枯萎；松柏长得郁郁葱葱，即便在寒冬腊月也不会衰败。所以品德高尚的君子厌恶急于求成，对待儒家学问始终保持谨慎认真的态度。就像范睺轻视秦地来客，武子就用手杖抽打他，还折断了他帽子上的簪子，原因就是厌恶他目中无人的态度。人有了善行，很少有不自我夸耀的；有了才能，很少有不四处张扬的。自我夸耀就会轻视他人，四处张扬就会盛气凌人。轻视别人的人，别人也会反过来轻视他；盛气凌人的人，总会遇到比他更强势的人来压制他。所以晋国的大夫却锜、却犨、却至三人最终被晋国国君诛杀，王叔因为与他人争斗，成为周朝的罪人，这些不都是因为夸耀自己的善行、争夺权势利益而犯下的过错吗？因此君子不自我夸耀，并不是要刻意谦让别人，而是厌恶那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态度。把能够低头退让看作是不屈服的表现，把谦逊待人看作是获得尊重的方式，把示弱看作是真正的强大，这样一来，就很少有不能保全自身的情况了。诋毁别人的名声，是招致祸患的根源，也是灾难发生的开端，所以圣人对此格外慎重。孔子说：“我对于其他人，诋毁过谁呢？又赞美过谁呢？如果有赞美的人，那一定是经过我亲自考察验证过的。”孔子还说：“子贡喜欢评论别人的短处。赐啊，你难道真的那么贤能吗？我可没有闲工夫去评论别人的是非得失。”以圣人那样高尚的品德，尚且如此谨慎，更何况是平凡普通的人，又怎么能轻易诋毁别人的名声呢？

　　从前伏波将军马援劝诫他兄长的儿子时说：“听到别人的恶行，就应该像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耳朵听听就好，绝对不能随口说出来。”这个告诫真是细致入微啊。有时候别人诋毁自己，应该退一步自我反省。如果自己确实有值得被诋毁的地方，那对方说的话就是恰当的；如果自己没有那些可被指责的言行，那对方的话就是虚假不实的。如果对方说得恰当，就不应该埋怨他；如果对方的话是虚假的，那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实际损害，又何必去报复呢？况且听到别人诋毁自己就心生愤怒，还会把不好的名声再转嫁到别人身上，这样一来，别人的怨恨就会更深，不如默默地修养自身品德。谚语说：“拯救受冻的人，没有比厚实的皮衣更好的东西；制止别人的诋毁，没有比提升自身修养更有效的方法。”这句话确实说得很有道理。如果和那些喜欢搬弄是非、心肠凶狠阴险的人交往，仅仅是靠近他们都尚且不好，更何况是和他们针锋相对呢？这种危害是非常深重的。那些虚伪狡诈的人，说话不依据道义，行为举止也不顾及自己之前说过的话，他们的肤浅本质其实是能看出来的；但世人常常被他们迷惑，不愿意去检验他们的言行是否一致。近代的阴魏讽、山阳的曹伟，都因为品行不端而失败丧命，他们迷惑当时的人们，扶持奸邪小人，煽动蛊惑年轻人。虽然他们最终被判处死刑，成为了显而易见的警戒案例，但被他们影响的人已经有很多了。面对这样的情况，难道能不谨慎行事吗！

　　那些隐居在山林中的读书人，像伯夷、叔齐那样，甘愿在首阳山上忍受饥饿，还有介子推，宁愿在绵山上被烧死，这样的行为虽然能够激励世俗之人坚守气节，但圣人不会这样做，我也不希望你们去效仿。如今你们的祖先，世代在朝为官，把仁义当作重要的名声来坚守，行事谨慎稳重，在家中讲求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对待老师和朋友注重学习请教。我和当今世人共事，虽然出身背景各不相同，但各自都有追求的目标和方向。颍川的郭伯益，推崇豁达通透的处世态度，为人聪慧且学识渊博。但他的心胸不够宽广，却敢于轻视权贵；遇到品行端正的人，就会非常敬重，若是碰到不认可的人，就会像对待杂草一样漠视。我因为了解他的为人，所以愿意和他亲近，但不希望你们也学他这样。北海郡的徐伟长，不追求名声，不贪图利益，处世淡然自若，坚守自己的本心，只把践行正道当作首要任务。他对人事有褒贬评价时，总会假借古人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会直接对当时的人进行评判。我十分敬重他，希望你们能向他学习。东平的刘公幹，博学多闻且很有才干，节操忠诚坚定，志向远大，但他的性情和品行不太相符，做事很少有约束和顾忌，不过他的优点和缺点也能相互弥补。我喜欢并看重他，但不希望你们仰慕他的行事风格。乐安的任昭先，性情淳厚质朴，始终践行正道，内心敏锐而外表宽厚温和，为人谦逊恭敬，居住的地方不挑剔是否低洼简陋，看起来性格怯懦但关键时刻却能见义勇为，在朝中为官时能够忘记自身的得失。我和他交情深厚，希望你们能遵循他为人处世的方法。如果能从这些人的事例中引申思考，根据相似的情况去借鉴学习，你们应该能从中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至于在钱财使用方面，应该把宗族的利益放在前面；如果要施舍救助，应该优先关注那些急需帮助的人；出入乡里和朝廷，一定要慰问年老的长辈；议论事情时不要贬低别人；做官时要崇尚忠诚的节操；与人交往要看重踏实正直的品质；为人处世不能骄奢淫逸；身处贫贱时要谨慎行事，不要过度悲伤；进退取舍时要考虑是否恰当；做事情时要仔细思考周全，也就这样罢了。做到这些，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青龙四年，魏明帝颁布诏书说：“希望能寻访到有才智谋略、具备文学才干、能预料时事发展趋势、看到隐晦之处能洞察本质、谋划事情不弄虚作假、提出的计策不会白白施行、心思端正、修养身心、稳重安定、自强不息且一心为公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身份贵贱，公卿校尉以上的官员各自举荐一人。”太尉司马宣王推荐了王昶，王昶也因此被选中。正始年间，王昶调任徐州任职，被封为武观亭侯，后来又升任征南将军，手持符节监管荆州、豫州的各项军事事务。王昶认为，国家的百姓始终都会存在，但战争并不会每次都取得胜利；地势固然有险要之处，但防守的形势也不会永远稳固。当时军队驻守在宛城，距离襄阳有三百多里，各路军队分散驻扎，船只还停留在宣池，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无法迅速赶到支援。于是王昶上奏朝廷，请求将官署转移到新野，之后他在荆州和豫州操练水军，推广农业生产，开垦荒地，使仓库的储备逐渐充实起来。

　　嘉平初年，太傅司马懿诛杀曹爽之后，上奏朝廷，向大臣们询问国家政事的得失。王昶陈述了五条治国方略：第一，想要推崇正道，鼓励人们求学，抑制浮华不实的风气，就应该让学子进入太学就读，并在各地修建学校；第二，想要推行考试制度，将考试成绩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从来没有舍弃标准还能衡量是非的情况，也没有仅凭空谈就能决定官员职位升降的道理；第三，想要让官员能够长期担任某个职位，如果他们有政绩，就应该给他们升官加爵；第四，想要减少官员的俸禄，用礼义廉耻来激励官员，不让他们与百姓争夺利益；第五，想要杜绝奢侈浪费的风气，根本在于推崇节俭，让服饰上的纹路体现等级差异，上下级之间有明确的次序，储备充足的粮食和布帛，让百姓回归质朴的生活。皇帝下诏书对王昶的建议给予了褒奖和赞赏，并下令让王昶撰写官员考核的相关事宜。王昶认为，唐尧、虞舜时期虽然有官员降职的相关条文，但具体的考核制度并没有流传下来。周朝设置了冢宰这一职位，依据官员的政绩进行赏罚，但也没有可用来对照参考的完整制度。由此可见，圣明的君主之所以英明，是因为他们善于任用贤才，大致确定官员升降的标准，把官职委任给合适的人，然后让他总管相关事务，这样一来，官员能力的高低自然就能显现出来。考核制度大概就应该是这样的。

　　嘉平二年，王昶向皇帝上奏称：“孙权将贤能的大臣流放外地，吴国宫廷中嫡子与庶子正陷入权力争斗，我们可借着他们内部不和的机会，出兵掌控吴、蜀两国；白帝到夷陵之间的区域里，黔地、巫县、秭归、房陵等地都处在长江北岸，当地百姓的聚居地与新城郡相邻，完全可以发动突袭将这些地方攻占。”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随即派遣新城太守州泰率军攻打巫县、秭归、房陵一带，任命荆州刺史王基率领部队前往夷陵，王昶则亲自领兵抵达江陵。到江陵后，王昶下令士兵从长江两岸砍伐竹子、收集粗绳，用这些材料制成桥索，之后率军渡过长江向敌军发起进攻。敌军抵挡不住，纷纷逃往长江南岸，随后又开辟了七条通道，反过来向王昶的军队发动反扑。此时王昶下令让可连续发射的弓弩同时开火，猛烈打击敌军，敌军大将施绩连夜逃入江陵城内，王昶率军追击，斩杀了数百名敌军士兵。王昶打算将敌军引诱到平坦地带后再与之决战，于是先派五路军队沿着大路撤退，故意让敌军看到这一情景，引诱他们放松警惕、心生轻敌之意；接着王昶又带上作战中缴获的敌军铠甲和物资，骑着马围绕江陵城的城墙来回走动，以此激怒敌军，同时在预设地点布置好伏兵等待敌军上钩。施绩果然被激怒，率领军队追击王昶的部队，王昶立刻指挥军队与施绩展开激战，最终取得了重大胜利。施绩兵败突围逃走，王昶的军队斩杀了施绩麾下的部将钟离茂、许旻，还收缴了敌军的大量铠甲、战旗、战鼓、珍宝以及各类武器装备，之后整顿好军队，班师回朝。在这次作战中，王基和州泰也都立下了战功。皇帝因此提拔王昶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还将他进封为京陵侯。后来毋丘俭、文钦发动叛乱，王昶率领军队前往抵御，再次立下功劳，朝廷于是册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关内侯，又进一步晋升王昶为骠骑将军。诸葛诞发动反叛时，王昶率军占据夹石这一战略要地，进逼江陵城，成功牵制住了施绩、全熙的军队，让他们无法率军向东支援诸葛诞。诸葛诞被诛杀后，皇帝下诏书说：“过去孙膑辅佐赵国时，采取直逼魏国都城大梁的策略，解除了赵国的危难。如今西路大军迅速进军，这也是能够形成东征态势、平定叛乱的重要原因。”随后皇帝下令给王昶增加一千户的食邑，加上之前已有的食邑，总计达到四千七百户，又将王昶升任为司空，同时依然让他持有符节，督领全国军事。王昶在甘露四年去世，朝廷追赠他的谥号为穆侯。他的儿子王浑继承了他的爵位，在咸熙年间担任过越骑校尉一职。

　　王基，字伯舆，是东莱郡曲城县人。他小时候父亲就过世了，一直和叔父王翁一同生活。王翁对他照料得十分周到，而王基也因为孝顺长辈在当地出了名。十七岁那年，郡里征召王基担任官吏，但这并不是他心中向往的事情，所以他毅然辞去了官职，前往琅邪境内求学深造。黄初年间，王基被推举为孝廉，随后被任命为郎中。当时青州刚刚平定，刺史王凌特意上奏朝廷，请求让王基担任别驾一职，后来朝廷又征召王基为秘书郎，王凌再次上书请求让王基留在青州。没过多久，司徒王朗也征召王基，王凌却始终不肯放行。王朗于是向朝廷上疏弹劾王凌，说道：“地方官府中有贤能的人才，就应该举荐到朝廷任职；朝廷大臣中有贤能之人，就应该辅佐天子治理天下，所以古代的诸侯贵族都有向天子推荐贤才的礼仪。可如今青州郡却擅自征召本该守卫朝廷的大臣，还挽留朝廷任命的官员，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即便如此，王凌仍然没有让王基赴任。王凌能够在青州获得百姓的赞誉，大概也是因为有王基在一旁辅佐相助。后来大将军司马宣王征召王基，他还没来得及到任，就被晋升为中书侍郎。

　　魏明帝在位期间，大力修建宫殿，使得百姓已经疲惫到了极点。王基于是向明帝上疏进谏：“臣听说古人常用水来比喻百姓，说道‘水能承载船只航行，也能让船只倾覆沉没’。所以身为统治百姓的天子，不能不时刻保持警惕谨慎。百姓生活安逸，那么国家的各项事务就容易推行；百姓生活困苦，那么很多事情就难以办成。因此古代的帝王们居住的地方都十分简朴，这样才能让天下不会滋生祸患。过去颜渊曾说过，东野子驾驭马车时，马匹已经耗尽了力气，但他仍然没有停止前进，由此可以预料到他一定会遭遇失败。如今百姓被征调服劳役，疲惫不堪，亲人被迫分离，希望陛下能够仔细思索东野子御马失败的教训，牢记水与船的比喻所蕴含的道理，在马匹还没有完全耗尽体力之前就让它休息，在百姓的力量还没有枯竭的时候加以节制。过去汉朝统一天下，到了孝文帝时期，天下的诸侯都是同姓宗亲，但贾谊仍然担忧地说道：‘在堆积的柴火下面生火，然后在上面睡觉，还说这样很安心。’如今贼寇还没有被消灭，各地将领手握重兵，各自为政，要解决这些问题本来就很困难，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皇位恐怕难以顺利传给后代。现在正处于国家兴盛、君主英明的时代，要是不努力消除这些隐患，万一子孙后代不够强大，那将会成为江山社稷的巨大忧患。假如贾谊能够重生，他的忧虑一定比当年还要深重。”

　　散骑常侍王肃撰写了各种儒家经典的注解，还对朝廷的礼仪制度进行了讨论修订，改变了郑玄之前的学说观点，而王基始终依据郑玄的学说，经常和王肃展开争论。后来王基调任为安平太守，不久后因为公事被免职。大将军曹爽请求朝廷让王基担任从事中郎，随后王基离京出任安丰太守。安丰郡与吴国接壤，王基治理政事清廉公正，既有威严又有恩惠，还明确地修建了防御工事，吴国的军队始终不敢前来侵犯。朝廷于是加封王基为讨寇将军。有一次，吴国征调了大量军队集结在建业，对外宣称要攻打扬州，刺史诸葛诞派王基前来谋划应对之策。王基分析道：“过去孙权曾经两次进军合肥，一次攻打江夏，之后全琮出兵庐江，朱然进犯襄阳，但最终都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就撤兵返回了。如今陆逊等人已经去世，孙权也年事已高，吴国国内没有贤能的继承人，朝廷中也没有有谋略的君主。如果孙权亲自率军出征，就会担心国内的矛盾突然爆发，引发内乱；如果想要派遣将领出征，原来的得力将领都已经去世，新晋的将领又还没获得足够的信任。现在吴国的这些举动，只不过是想要安排自己的亲信势力，来保护自身的安全罢了。”后来孙权果然没有率军出征。当时曹爽独揽朝政，国家的风俗教化逐渐衰败，王基于是撰写了《时要论》一书，来贴合当时的时事现状。王基因为生病被召回京城，之后又在家中被起用为河南尹，但还没有来得及上任，曹爽就被诛杀了。王基曾经是曹爽的下属，按照当时的惯例也被罢免了官职。

　　同年，王基担任尚书一职，后来又离京出任荆州刺史，加官扬烈将军，跟随征南将军王昶一同攻打吴国。王基另外率领一支军队在夷陵攻打吴国将领步协，步协紧闭城门坚守不出。王基表面上做出要全力进攻的样子，实际上却派出部队夺取了吴国的雄父粮仓，缴获了三十多万斛粮食，俘虏了吴国的安北将军谭正，还接纳了几千名前来投降的吴军士兵。于是王基将这些投降的百姓迁移到其他地方，并设置了夷陵县。朝廷赏赐王基关内侯的爵位。王基又向王昶上表，希望能够将治所迁移到江夏，以此进逼夏口，这样一来，吴国的军队就不敢轻易渡过长江前来进攻了。王基到任后，严明各项制度，整顿军队和农业生产，同时修建学校，推行教化，南方地区的百姓都对他称赞不已。当时朝廷中商议要再次攻打吴国，皇帝下诏让王基商议进攻的相关事宜。王基回复道：“如果大军出征却没有取得任何战果，那么在外会损害军队的威名，在内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一定要制定出万无一失的计划后再出兵。如果不提前做好开通河道、储备粮食、制造战船这些准备工作，即便在长江沿岸集结了大量士兵，也没有一定能够渡江进攻的气势。如今江陵地区有沮水、漳水两条河流，沿岸有数千顷灌溉便利的肥沃土地。安陆郡的周边，也有很多优质的农田。如果在陆地和水上都重视农耕生产，以此充实军用物资，之后再率领军队进逼江陵、夷陵，同时分兵据守夏口，沿着沮水、漳水，通过水路向下运输军用物资。吴国的军队得知我军准备充分，那么他们凭借天险坚守的想法就会变得沮丧，而那些心向我朝的人信念会更加坚定。这样之后再联合少数民族从吴国境内发起进攻，同时派遣精锐部队从外部攻打，那么夏口以上的地区就一定能够攻克，而长江以南的各个郡县也无法再坚守下去。这样一来，吴国和蜀国之间的联系就会被切断，联系断绝之后，我军就能够擒获吴国了。如果不这样做，现在出兵的好处，不一定能够实现。”于是朝廷攻打吴国的事情就暂时搁置了。

　　司马景王刚刚主持朝政的时候，王基上书劝诫他说：“天下疆域辽阔，各种事务繁杂多样，实在不能不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地把各项工作做好。做人的志向正直坦荡，那么所有的邪念就不会滋生；内心平静沉稳，那么处理各种事情就不会烦躁不安；思考问题细致周密且果断，那么推行教化和颁布诏令就不会繁琐复杂；亲近并任用忠良贤臣，那么远近的百姓都会诚心归顺。所以说，要想让远方的人归顺，关键在于自身的修养；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关键在于用心治理。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等人都是当时正直的士人，他们具备正直的品质，却没有放纵任性的心思，是可以一同共事的良臣。”司马景王采纳了王基的建议。

　　高贵乡公曹髦登基之后，进封王基为常乐亭侯。毋丘俭、文钦发动叛乱，朝廷任命王基担任行监军、持符节，统率许昌的部队，刚好和司马师的军队在许昌会合。司马师问道：“您认为毋丘俭等人的叛乱能成功吗？”王基回答道：“淮南地区的叛乱，并不是当地百姓想要作乱，而是毋丘俭等人用谎言胁迫众人，这些人担心会立刻被处死，所以才聚集在一起反叛。如果大军迅速逼近，他们的军队一定会土崩瓦解，毋丘俭、文钦的首级，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悬挂在军营门口示众了。”司马师说道：“说得好。”于是让王基率领军队在前面开路。朝中参与商议的人都认为毋丘俭、文钦的部队十分剽悍勇猛，很难和他们抗衡。司马师于是下诏让王基暂停进军。王基认为：“毋丘俭等人发动大规模叛乱，本来有能力深入我境，但却迟迟没有前进，这是因为他们的谎言已经被揭穿，军中将士心中已经产生了疑虑。如今我军没有大张旗鼓地展示军威来顺应百姓的期望，反而停止进军修建壁垒，这就好像是我军畏惧怯懦，不符合用兵的气势。如果他们去劫掠百姓，再加上州郡中有些将士的家属被他们扣押，那么这些将士就会更容易产生叛离的想法；毋丘俭等人所胁迫的那些人，只是自认为自己罪行深重，不敢回来归顺，这样一来，没有地方发泄的兵力，就会成为滋生奸邪的根源。如果吴国的敌寇趁机出兵，那么淮南地区就会脱离国家的统治，谯、沛、汝、豫等地就会陷入危急不安的境地，这是计策上的重大失误。我军应该迅速进军据守南顿，南顿有一个很大的粮仓，估计里面的粮食足够大军食用四十天。坚守坚固的城池，抢先占据有利的地势，这是平定叛乱的关键。”王基多次向朝廷请求进军，朝廷才允许他率军据守㶏水。王基率领军队到达之后，又上书说道：“用兵贵在神速，从没见过因为过于谨慎而导致行军迟缓能成功的。如今外部有强大的敌寇，内部有叛乱的臣子，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叛乱，那么事情的严重后果就难以预料了。参与商议的人大多希望将领用兵稳重。将领用兵确实应该稳重，但一直驻军不前也是不正确的。稳重是必要的，但驻军不前就是错误的做法。现在我军据守在坚固的城池中，坚守壁垒，却把充足的粮食留给敌人，自己反而要从远方运输粮食，这并不是好的计策。”司马师想要等到各路军队都集结完毕后再进军，仍然没有批准王基的请求。王基说道：“将领在军中领兵作战，有时可以不接受皇帝的诏令。这座城池被敌军占领对他们有利，被我军占领对我们也有利，所以才叫做争夺城池，如今关键就在于夺取南顿。”于是司马师下令进军据守南顿。毋丘俭等人从项地发兵，也想争夺南顿，军队出发了十几里路，得知王基已经抢先到达，就又撤兵返回坚守项城。当时衮州刺史邓艾驻守在乐嘉，毋丘俭派文钦率领部队攻打邓艾。王基得知敌军已经分散了兵力，就率领军队逼近项城，毋丘俭等人见状只好率军败退。文钦等人的叛乱被平定之后，王基升任为镇南将军，督领豫州的各项军事事务，兼任豫州刺史，进封爵位为安乐乡侯。王基上疏朝廷，请求分出自己食邑中的两百户，赐封给叔父的儿子王乔为关内侯，以此回报叔父当年对自己的抚养和教育之恩。皇帝颁布诏令批准了他的请求。

　　诸葛诞发动叛乱时，王基以豫州刺史的身份代理镇东将军的职务，负责统领扬州和豫州的所有军事事务。当时官军正驻扎在项城，由于叛军士兵战斗力强悍，朝廷下令让王基收拢兵力，加固营垒工事。王基多次上书朝廷，请求主动进军征讨叛军。恰逢吴国派遣朱异率军援救诸葛诞，军队在安城驻扎下来。不久，王基又接到朝廷诏令，要他率领各路兵马转移到北山据守。王基对麾下将领们说：“如今叛军城池的防御工事越来越坚固，兵力也在不断集结，我们应该全力准备武器装备，严阵以待敌军来犯。如果现在调动大军转移到险要之地据守，只会让叛军的兵力得以集结整合，到时候即便是足智多谋的人，也难以收拾后续的局面。”于是他在合适的时机上奏疏说：“当前我军与叛军对峙，就应该像大山一样稳固不动。如果轻易转移士兵，依靠险要地形驻守，只会动摇军心，这对我军的士气会造成极大的损耗。各路军队共同据守坚固的营垒，将士们的军心才能安定，绝不能轻易动摇，这是统领军队的关键所在啊。”这份奏表呈递上去后，皇帝下诏批准了他的请求。大将军司马昭率军进驻丘头，分派各部军队包围叛军据点，每个部队都有各自负责的防区。王基统领城东和城南的二十六支军队，司马昭下令，所有军吏进入镇南将军的管辖区域后，一律不得擅自派兵出击。后来城中叛军的粮食耗尽，他们多次出兵进攻官军的营垒，王基率领军队奋勇抵抗，成功击败了叛军。寿春被攻克后，司马昭写信给王基说：“当初商议军事部署时，众人意见不一，请求转移部队的人有很多。当时我没能亲自抵达前线，也认为应该按照朝廷的诏令转移驻军。而将军您深入思考其中的利害关系，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对上违背了朝廷的诏令，对下顶住了众人的不同意见，最终成功击溃敌军。即便是古代史书上记载的经典战事，也没有超过这件事的精彩程度。”之后，司马昭打算派遣将领率领轻装部队深入项城地区，同时招揽唐咨等人的子弟，趁着吴国国内的矛盾，形成颠覆吴国的态势。王基劝谏说：“过去诸葛恪凭借东关之战的胜利，征调了长江以南地区的全部兵力去围攻新城，结果新城没能攻克，将士们却死伤过半。姜维趁着洮上之战的胜利，率领轻装部队深入敌军腹地，由于粮食供应跟不上，大军最终在上邽全军覆没。大获全胜之后，上下将士都会轻视敌军，而轻视敌军就会导致思考问题不够深入周全。如今敌军在外部刚刚遭遇失败，内部的祸患还没有得到解决，这正是他们修整装备、认真谋划对策的时候。况且我军出兵已经超过一年，将士们都有思念家乡、渴望返回的心情。现在我们已经俘虏了十万叛军，罪魁祸首也已被擒获，自古以来的征战中，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保全自身大军实力又能攻克敌军重镇的盛况。当年武皇帝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后，自认为缴获的物资已经非常丰厚，就没有继续追击敌军，担心追击会挫伤自身的威势。”司马昭听后，才停止了追击的计划。由于淮南地区刚刚平定，朝廷调任王基为征东将军，负责统领扬州的各项军事事务，并将他进封为东武侯。王基上书朝廷，坚决推辞这份封赏，把平定淮南的功劳全都归于身边的谋士和辅佐官员，因此他手下的长史、司马等七名官员都被封为侯爵。

　　这一年，王基的母亲去世，朝廷下诏不让对外张扬他母亲去世的消息，同时下令将王基父亲王豹的遗骨迁到洛阳，与他母亲合葬，并追赠王豹为北海太守。甘露四年，王基调任征南将军，负责统领荆州的各项军事事务。常道乡公登基称帝后，给王基增加了一千户的食邑，加上之前封赏的，一共是五千七百户。朝廷还先后赐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和关内侯。

　　景元二年，襄阳太守向朝廷上奏表说，吴国将领邓由等人想要前来归顺投降，王基接到朝廷诏令，要求他在此时出兵，威慑长江以南地区。王基怀疑其中有诈，立刻派人骑着快马，沿着驿站火速向朝廷说明情况。他还在奏书中说：“自从嘉平年间以来，国家多次发生内乱，当前最重要的事务，是安定国家局势，安抚百姓民心，不应该轻易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去谋求外部的利益。”司马昭回信答复说：“和我一同共事的大臣们，大多是一味迎合顺从我的意见，很少有人能像你这样清晰透彻地说明事情的道理和实际情况。非常感谢你的忠诚和仁爱，每次你提出的规劝建议，我都会按照你说的去办理。”后来，邓由等人最终也没有前来投降。

　　这一年，王基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司空，谥号为景侯。他的儿子王徽继承了爵位，但王徽早年就去世了。咸熙年间，朝廷开始设立五等爵位制度，因为王基在前朝立下了卓著的功勋，于是改封王基的孙子王廙为侯爵，同时又把东武郡剩下的城池分封给王基的另一个儿子，并赐封他为关内侯。晋朝建立以后，皇帝下诏说：“已故司空王基不仅修养自身德行，建立了卓越功勋，而且为人清正廉洁，从不置办家产，长期担任重要官职，家里却没有私人财产，可以说他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德行依然十分显著，足以成为勉励世人的榜样。现在赏赐他的家人两名奴婢。”

　　评价说：徐邈清正高尚，胸怀宽广而通达事理；胡质品行纯洁，忠诚不二且心地纯正；王昶志向远大，有见识有气度；王基学识与品德都真挚纯粹。他们都是肩负一方重任的官员，深受百姓爱戴，建立了卓越的功绩。他们真可以说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当时的杰出人才啊。